教育思考:李佩带走了一个时代吗?

中国青年报 2017/1/18

1月17日,800多人在北京为99岁的李佩先生送行。

人群里,有白发院士,有青葱少年,也有一些单纯被“感动坏了”的网友。寒风中,队伍越来越长,鞠躬的人流从最初的两人一排,变成3人一排,4人一排。大家深情地向围着镂空白色围巾、仿佛仍在安睡的李佩先生告别。

更多的纪念在网络上。很多人转发分享李佩先生的故事,有人第一次为一个故事点了赞。拇指的力汇成思念的海。

有人说,99岁的李佩先生“带走了一个时代”,“最后一个大家走了”。

几乎每一位大家离开,都能听到类似的感慨。季羡林如此,钱学森如此,杨绛如此,刚刚逝世的李佩和周有光也是如此。“带走了一个时代”几乎成了社会给予一个人最高的墓志铭,近乎一种集体式的最高赞扬。

可是,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带走一个时代,他们带走的只是自己,但为什么人们愿意把个体和时代联系起来?人们到底在纪念那个“被带走的”什么?

今天,人们怀念“那个时代”,正是怀念那个时代美好的、这个时代正在流失的品质。

学生们怀念他们“最好的老师”。很多学生从李佩身上看到,“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李佩说:“你得有一桶水,才能给别人一杯水!”

送别的人群里,有人回忆,自己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是李佩先生改的,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人说,当年出国多亏了李佩先生借给自己100美元。还有人提及,李佩先生考试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个“honesty(诚实)”,转身就走,到点儿再来教室收卷子。

或许在她眼里,她相信学生诚实,学生就会诚实,诚实就会在心里像种子一样种下去。

她就拥有一颗这样的种子,即便是“文革”中她被隔离审查6年,也不曾丢失它。

她还有爱的种子。退休后,她长达13年组织讲座,做各种公益。她还有真的种子。她说真话,敢批评,不管对方的职级有多高。

她不说大词,也不喜欢高谈价值观,她更愿意做事。她对“美不美”这样的问题,一口回答:“做出事,就是美。”

她很少说自己。她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这个世界的大问题。就像周有光晚年所说的,“不要谈我个人,我们来谈谈这个世界”,“我是认真地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出路时,三位白发长者并排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也许这是人们感慨的“那个时代”的空气的一部分,是浮躁的社会里,忙于讨生活、“身体被掏空”的我们所需要的氧气。这氧气并不属于某一个时代,它是每个时代人们所共同追求的。

李佩这样的世纪老人也并不属于某一个时代,他们的人生横跨多个时代,在每个时代都保持同样的品质。

为她送别的人群里,几乎没有痛哭的场景。遗像里一头银发、双臂交叉,露齿微笑的李佩望着大家。与其说是一场告别,不如说是一种致敬。人群中传递的不完全是悲伤,更像是一种鼓舞,鼓舞自己像李佩那样活着,在自己身处的时代,在每一个时代。

有人试图弄清,为什么这个个头矮小的、不满80斤的老人能用细小的肩膀扛起那么多的艰难。她中年时丈夫走了,到老年时唯一的女儿走了,她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漩涡、风云际会,却依然“真”着,不慌不张着,“要眇宜修”着……

她曾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人还得走下去,而且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走下去,去克服它,而不是让它来克服自己。”

这种废墟上的优雅,险境里的真我,对国家命运的时刻关切,背后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精神气质。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自发募捐,要为李佩先生塑一尊铜像,放在校园醒目的位置,丁仲礼校长说:“希望我们的教职员工路过雕塑时,都会想一想,比起李老师,我还可以在什么方面做得比现在更好一些。”

在很多人心里,真正的塑像是无形的。

告别的人群里,多数人鞠躬3下,戴着白花的颜基义老人鞠躬5下,他说他要替两位朋友鞠躬两下,一位在美国回不来,一位得了癌症来不了。他们都受益于李佩先生。

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去探望李佩先生,她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她紧紧地拽着老朋友的手,一下比一下用力。他噙着泪说,明显感受到了那种力。

李佩先生平静地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她爱护的年轻人自发地向她道别。她没有带走“一个时代”,反而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永不消逝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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