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礼仪与社会动员:1925年的孙中山治丧活动

澎湃新闻 2017/3/16 10:43:15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下午,国民党即成立了三百人左右的治丧办事处,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遍发讣告。对于孙中山葬礼的操办权曾有过一番争论。北京的非常国会认为“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而部分国民党员也赞成举行国葬典礼,因为国葬在当时已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规格的葬礼了。对于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而言,当然也乐见其成:“执政府对孙,当然拟用国葬。按国葬法为中华民国十四年来国会所制定之唯一法律,孙者亦国葬,则并蔡锷、黄兴为三人矣。唯国民党方面以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是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不少国民党人对于这一点当然也很清楚,因而也不可能接受段祺瑞政府的“国葬”主张。国民党要将孙中山葬礼的操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孙中山的“身后丧事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代,而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型构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就此而言,“党葬”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最好选择,但是“当时国民党尚居于广东一隅,且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涣散”,“党葬”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国民党回避“国葬”名义,为孙中山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治丧活动。

孙中山遗容

首先是遗体防腐。根据孙中山的遗命,逝世当天便将其遗体迁入协和医院,实施防腐手术:“由心部微下方外皮开割,徐徐将心脏肠胃取出”,“当用药水洗涤,分别另储玻璃瓶内”,“复将先生腹内加以洗涤,排除毛细血管内空气,注入福米林10%药液,再用药线缝好创口,仪容如生”。对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方式,显示了孙中山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于身体的认识:“人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要在人的身体上荣耀上帝。”这种遗体处理方式,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殡葬观是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认为,“死”是生命的过渡和延续,“死”仅仅是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人死后假如没有全尸,是不能在阴间正常生活的。于是,当《申报》将孙中山遗体的防腐处理详细报道之后,国民党要人徐朗西立即致信北京国民党,指责其凌迟孙中山:“今乃开膛破腹,挖取心肝。蹂躏尸身,莫此为甚。以法律所不许,人情所不忍施之于常人者,竟加诸一国之元良。此其残酷荒谬为何如耶”,“近日沪上有中山死后凌迟之论,其语至痛,其理由至为充足。”但对于大部分国民党人而言,孙中山的遗体被赋予了建构民族认同的使命,他们希望借此“来凝聚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实现国民党的政治目标,毕竟一个外表看起来栩栩如生的孙中山遗体,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孙中山”的“虽死犹生”。因此,徐朗西之类的言论很快就在媒体上销声匿迹,大多数国民党人所持的“民族主义”话语构成了优势意见,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传统的生死观置于沉默的位置。

接着是遗体入殓。棺材上方用整块玻璃制成,隔层为透明体,“开启上盖后即可瞻仰先生遗容”。“先生遗体,着民国大礼服,足穿皮鞋,内衣完全西式,头戴大礼帽,胡须仍为八字须,双眼紧闭。如突然一见,只以为先生为暂时入睡。”遗体入殓后,由孙科亲视含殓。随后,国民党要人纷纷赶往协和医院,瞻仰遗容。然后是宗教祈祷仪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家属与部分国民党人产生争执。宋庆龄和孙科坚决要求在协和教堂举行祈祷仪式,部分国民党员认为,孙中山为国民党总理,若举行祈祷仪式,“不独玷辱孙氏,且玷辱国民党精神”。之所以产生争执,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有关。非基运动是当时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为孙中山举行宗教祈祷仪式有悖于当时社会的反帝情绪,也不利于塑造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形象。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裁定此举“为家族行动,与党无关”,故得以行之。其仪式依次是:奏乐,安放棺柩(汪精卫等手抬入场,“棺上覆以青天白日之国民党党旗及国民党新创之国旗”),主礼牧师宣训,奏唱宗教歌曲,赞礼牧师诵读《圣经》第二十四章,再奏宗教乐曲,主礼牧师致哀词,奏唱宗教乐曲,徐谦致唁词,孔祥熙代表家属致谢词,奏唱宗教乐曲,赞礼者施祷告礼,来宾低首祷告,奏乐,行锡安礼,再奏乐,礼成。再就是盛大出殡。其出殡顺序是:

(一)警察,约三百余人;(二)军乐队:执政府派军乐队一连,警察厅军乐队一队;(三)飞机三架,在丧仪行经各处绕空飞行;(四)送丧代表:国民追悼孙先生大会代表,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京师总商会代表,敎育会、农会、各省法团联合会等数十团体代表,皆胸挂白花,臂缠青纱;(五)乐队:海军部、内务部乐队;(六)送丧代表:段祺瑞代表梁鸿志、段宏业,叶恭绰代表郑洪年,善后会议秘书长许世英,广东同乡会代表梁士诒,此外各部院署代表约五百人;(七)私人方面送丧者,约二三百人;(八)外交部军乐队;(九)各学校:燕大、北大、淸华等大学及各中小学生男女学生敎职员,约一千人;(十)护卫队,皆枪托向上枪口向下,以示志哀;(十一)外人方面:以俄国、日本人士最多,约有数十人;(十二)孙亲族:宋子文等十余人;(十三)执绋人员:分为左绋、右绋,左绋为吴稚晖、于树德等八十七人,右绋为黄昌谷、李石曾等八十三人;(十四)灵柩,由国民党员自己抬棺;(十五)呼口号者:沿途有萧人鹄等呼“孙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十六)孙夫人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后行;(十七)护卫:宪兵一队。

出殡路上的群众

该出殡队伍,除了军乐队和飞机之外,基本上都是社会各界送丧者。这样一个仪仗简单却规模盛大的出殡,想要彰显的正是孙中山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个出殡队伍中有两点可谓别出心裁,一是抬棺者,二是呼口号者。治丧处决定不用杠夫,而是由国民党党员抬棺,以示敬意。“分三组二十四人轮流抬棺:第一组为张继、汪精卫、孔祥熙、林森、石清阳、宋子文、喻敏西、石蘅青;第二组为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白云梯、邹鲁、戴天仇、邵元冲、钮永健;第三组为李烈钧、姚雨平、郭复初、焦易堂、邓家彦、朱卓文、蒋作宾、林祖涵。”由国民党员亲自抬棺既是对孙中山表达敬意,也蕴含了国民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奋斗的寓意,而对于具体的抬棺者而言,这也是党内地位的一种体现。在出殡队伍中专门设有“呼口号者”,显然是国民党借孙中山出殡之机,宣传国民革命,进行社会动员。这一方式在国民党日后主办的各类追悼会和公祭活动中一再出现,成为国民党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常用形式。

孙中山灵柩运抵中央公园,停灵于社稷坛大殿正中,上悬中山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旁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棺上盖以青天白日旗。公园头门扎素彩牌坊一座,上缀“天下为公”四字,社稷坛中央土台上竖立青天白日大旗一面,社稷殿正门上悬一松叶制匾额,题“国民救国”四字。一切布置完毕,然后开放给民众进行吊唁。治丧处在门内设签名簿两册,东为个人签名,西为团体签名。签名后分配给每人素花一朵、孙文纪念像片一张、传单一张(印有“致国民党党员之遗嘱”和短文“孙中山遗嘱下之中国民众与世界民众”)。吊客每十人一班,入殿行礼,并瞻仰遗容。类似这样的吊丧场所,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多有设立。以上海为例。中山噩耗传到上海后,治丧事务所即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宅,“设奠于客厅,中央悬中山遗像,来宾往吊者,先签名,每人发给黑纱一方,均至遗像前行三鞠躬礼,并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派人担任招待”。国民党党员行礼仪式与普通民众不同:(一)屏息就位;(二)行三鞠躬礼;(三)听读遗嘱;(四)退出门口,并分致黑纱。相对于普通民众,国民党党员多了“听读遗嘱”的环节,国民党借此环节将国民党党员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以强化国民党党员对于国民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国民党各地党部还得奉命召开追悼会。如上海特别区中国国民党四区某部“遵照中央执行部令”召开的追悼会,“到五六十人,各分黑纱一幅,会场中悬孙先生遗像,上有‘东亚明星’四大字,另书孙先生遗嘱一纸,并挽联二副”。会议程序:(一)奏乐;(二)全体列队;(三)行三鞠躬礼;(四)主席读祭文;(五)唱哀悼歌;(六)中山演说留声片;(七)散会。不同地区党部的仪式也略有差异,如上海国民党第五区某部召开的追悼会,先是“全体对遗像三鞠躬礼”,接着是“宣读遗嘱,静默三分钟”,然后是十多人演讲“总理功勋及其主义,一致谨遵遗嘱努力革命”,最后散会。在上海国民党第三区分部召开的追悼会上,还有“报告孙总理一生历史”和“赠纪念品”的环节等。

此外,各社会团体、学校等机构组织也纷纷自发召开追悼会。如民生协济会召集全体职员开会哀悼孙中山,其程序是:

(一)全体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二)宣述孙中山“创造民国、提倡民族一切功绩”;(三)致哀词;(四)议决通告各会员臂缠黑纱致敬,遵守遗嘱;(五)公推代表赴莫利爱路孙宅吊唁,并拟电稿电京哀悼;(六)会员发表意见;(七)振铃散会。南方大学的追悼会仪式包括历述孙中山一生功绩,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读遗嘱,读祭文,默哀五分钟,播放孙中山演说留声片,演说和分发孙中山遗像与该校追悼特刊。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国民党各地党部召开的追悼会,还是各社会团体、学校等召开的追悼会,仪式程序与民国初年礼制馆编订的新丧礼中规定的追悼会仪式程序相差无几,只是多了“读遗嘱”和“默哀”的这两个环节。这表明兴起于清末的追悼会,进入民国后越来越普及,至少在都市社会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新式丧葬礼仪。“读遗嘱”环节具有孙中山丧礼的强烈个人色彩,不具有在普通民众中推广的可能;但“默哀”环节的出现,则进一步丰富了新式丧葬礼仪的内容,能够更好地为丧礼营造一种沉痛、庄严的氛围。

孙中山葬礼上的挽联

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广州,对于孙中山的悼念活动可谓全城动员。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国民党迅速组设“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举胡汉民、伍朝枢、廖仲凯、古应芬、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邓泽如、吴铁城等为筹备委员,并议定哀典礼节:

(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一月;(二)文武官员停止宴会一月;(三)民间辍业一星期;(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一月;(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一月;(六)官署公文大小印章用蓝印色一月。与此同时,广州公安局通令全市“各戏院、影戏院、酒楼、茶居、天台娱乐场及民间私人住宅或公共场,一律停止演剧、歌曲、鼓乐、燃炮一星期,商店民居均须下半旗一月”,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则通告各党员应一律缠黑色臂章一月。

如此礼节,甚至超过了袁世凯逝世后的哀悼礼节,如袁世凯的举丧时间是二十七天,而广州为孙中山举丧则是一个月;袁世凯举丧时,只是要求民间“辍乐”七日,而广州国民党则是要求民间“辍业”一星期。

举丧期间,广东各界分别为孙中山致祭,先是“军政界及外宾”,再是“农工商善各界”,最后是“学界”。粤省军政界要人如胡汉民、谭延闿等以及驻粤英国领事、美国领事、苏俄领事等均到场致祭。会场门首冠以黑白纱,门前悬有生花横额,题曰“革命之神”四字。会场四周满挂各界祭文挽联,祭坛中悬孙中山遗像,后方树有国民党党旗,遗像下标贴孙中山遗嘱全文。致祭礼节:

一、齐集士兵列队;二、肃立;三、奏哀乐;四、读遗嘱;五、读祭文;六、俯首默哀一分钟;七、三鞠躬礼;八、再奏哀乐;九、礼毕;十、演说。举行祭礼之前,永丰舰鸣哀炮二十一响;举行祭礼前后,“有飞机盘旋空中,散放民党标语之传单”。在农工商善各界致祭之日,“省中工厂因工人前往赴祭,皆为之歇业一天,排字工人全体因赴会追悼,广州报纸受连带关系,亦停工一天”。

最后,广州“军政学农工商各界”还联合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追悼会。会前将写有“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收回租借地”等孙中山格言的铁皮钉在各马路两旁的电杆上,并拉铁丝横悬青天白日小国旗。追悼日,“各机关商店居民皆下半旗,男臂缠黑纱,女襟缀黑花”。中午十二时,广州“全市人民停止户内外一切工作,默静五分钟,由各军讲武堂学生、黄埔军官学生与入伍生及军事队、学兵队等分站马路两旁,担任纠察”。因为担心全城默哀时刻不能一致,乃规定三项默哀时间符号:

(一)默静准备符号:由电力公司于上午十一时五十七分先发电全市户内及街外电灯,放亮三分钟之久,其放亮时即为全市默静志哀准备符号;

(二)默静起点符号:全市电灯放亮至正午十二时即行停息,其停息时即为全市默静志哀起点符号;

(三)默静终了符号:全市电灯停息至十二时零五分钟即复行放亮,其复行放亮时即为全市默静志哀终了符号。

有了如此精细的安排,再加上众多学生兵在马路行担任纠察,因此“及时志哀,一律毫无参差”。“默静时,全城工厂、电汽车、轮船、火车等之汽笛,一齐发放。兵舰则鸣炮,飞机舰旋空中,散放传单。一时鸣鸣隆隆,惊天震地。”追悼会场内的仪式则是:

(一)开会;(二)奏哀乐;(三)向遗像行三鞠躬礼;(四)奏哀乐;(五)默静志哀五分钟;(六)宣读祭文;(七)宣布孙先生事略;(八)演说;(九)高呼国民革命之口号;(十)巡行。

巡行时沿途散发各团体印制的传单,“计达百余种,如告学生书、告工人书、哀告广州青年、敬告国民及航空同人印送先生遗像等”,并一路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先生不死”、“中国国民党不死”、“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六种口号,高唱革命歌等。详细报道了这次追悼会的《申报》,都不由得感叹该追悼会“可谓空前之大追悼会也”。


孙中山的葬礼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对传统殡葬礼俗的“革命”,如对遗体的防腐处理,瞻仰遗容的环节,举行基督教祈祷仪式,出殡时摈除传统仪仗,致祭时实行默哀等等。这些“革命性”的殡葬礼仪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必将对人们的传统殡葬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不过,孙中山葬礼对新式殡葬礼仪的示范效应,对于国民党而言,最多只是一个副产品,其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展示和塑造孙中山的“革命者”形象,并为“国民革命”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操办孙中山葬礼的过程中,国民党尝试并运用了多种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方式,如签名赠花、宣读遗嘱、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和全城默哀等。这些方式有效地进行了社会动员,后来也逐渐成为国民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常规手段。此后每年,国民党都会举行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逝世及其悼念活动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动员效果也令社会各界印象深刻,因此当“五卅惨案”等发生后,通过哀悼死者进行社会动员就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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