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重访“地下铁路”——美国黑奴的一段隐秘历史

澎湃新闻 2017/3/16 10:45:15

【编者按】当代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日前在华访学。他的新著《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中译本刚刚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出版方授权,澎湃新闻摘取了该书前言《重访“地铁铁路”》的一部分,以飧读者。


这张从北方各州渗入南方内部的隐秘网络真的存在吗?多年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此莫衷一是。内战甫一结束,废奴主义者就发表了一批回忆录,旨在为废奴派的成就树碑立传,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全国上下对于内战成果的认同,保卫奴隶们从战火中得来的自由。其中有几部回忆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废奴派组织奴隶逃亡的故事,有些文章在“铁路”意象上渲染太过,甚至有一位作者将地下铁路刻画为“蜿蜒交错,横贯北方诸州,调度有方,站点遍布各地”。这些回忆录中虽然也夹杂了不少关于黑奴们力争自由的故事,但占据叙事核心的总是那些废奴派白人。

威廉·斯蒂尔的《地下铁路》一书显然不在此列。1872年,斯蒂尔受费城反奴隶制协会委托,编纂了这本关于途经费城的逃奴的资料集,先后多次再版。斯蒂尔本人是一名黑人废奴主义者,1847年费城反奴隶制协会曾经雇他当书记员,此后数十年间,费城警戒会的活动都是他主持的。斯蒂尔有一本跟盖伊手记同类型的笔记,详尽记录了大量逃奴档案,其中许多逃奴先后在费城和纽约的记录中都出现过。因为担心被检举,斯蒂尔曾经把这些记录藏在谷仓和当地公墓里。《地下铁路》就是基于这些笔记写成的,尽管书中对于地下铁路的具体分支情况含糊其辞,局限了它的价值,但这本书仍然包含了许多珍贵史料。在充分肯定那些救助者的同时,斯蒂尔特意以逃奴自身的经历为中心来展开叙事,来交待他本人是如何帮助逃奴奔向自由的。19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内科医生罗伯特·斯梅德利就地下铁路访谈了一部分健在的废奴主义者。斯梅德利死后,黑人废奴主义者罗伯特·珀维斯和来自白人废奴派家庭的玛丽安娜·吉本斯整理出版了他的手稿。这本书突出强调了宾州的乡村贵格派在帮助逃奴中的重要作用。

威廉·斯蒂尔

威廉·斯蒂尔的《地下铁路》

研究地下铁路的学术史始于19世纪90年代,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尔伯·西伯特终身痴迷这一研究主题。西伯特向当时仍然在世的数十名废奴主义者发放调查问卷,请他们回忆地下铁路的运营情况。他还开展访谈,遍搜当地报纸,重新寻访逃奴们走过的路线。西伯特享年九十有五,1896到1951年间,他在研究美国革命时期的效忠派和撰写俄亥俄州州史之余,还出版了多卷关于地下铁路的研究。西伯特奠定了此后所有地下铁路研究的基础。

西伯特提出,我们不应该把地下铁路设想成有正式的成员、干事和经费的严密组织,实际上,内战前数十年间,救助逃奴的活动本身历经起落。话虽如此,他描绘的地下铁路看上去还是很像井然有序的组织网络,在北方各地拥有成百上千的“铁道员”,站点星罗棋布,直通加拿大。西伯特绘制的明细地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尽管这张地图主要是他想象出来的),为了表现逃奴们通常取道的路线,这张地图看上去很像现在的铁路运行图。在1898年出版的地下铁路通史中,西伯特称,他已经确认了至少3211名地下铁路“铁道员”的名字,他们几乎全都是白人男性。然而,通史中对于纽约城地下铁路的活动着墨极少。西伯特写道,纽约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记录”,他那张详尽的铁道员名单中,在纽约城的只有九人。相比之下,西伯特记述其他地区的情况时往往有些夸大。他称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乐于担任铁道员、帮助转运逃奴的人数仿佛无穷无尽”。西伯特还经常选择性忽略那些不符合他想法的问卷反馈,例如,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就强调,他们往往是在逃奴抵达时才随机应变,“我们没有常设的路线,也没有常设的站点”。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尔伯·西伯特终身痴迷于研究地下铁路。

西伯特的著作主宰了学术界和通俗观念中关于地下铁路的想象,直到1961年,西伯特的观点才受到挑战。拉里·加拉在《自由线》一书中对西伯特、斯梅德利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了激烈批评。加拉一面承认前人研究有汇集史料之功,另一方面指责西伯特过于轻信那些“老废奴派”天花乱坠的传奇故事,他认为西伯特把那些偶尔帮助逃奴的人跟真正献身废奴事业的人混为一谈,并且显然过于夸大了地下铁路的组织化程度。加拉声称,历史学家们把“民间传说”变为了正统学说,一味突显那些乐善好施的白人,却完全忽略了逃奴本人和北方自由黑人社区的作用。加拉并不否认,像威廉·斯蒂尔这样的一小拨中坚分子为逃奴提供了有组织的帮助,但他强调的是,绝大多数黑奴是靠自身努力才成功出逃,在他们到达北方之前,废奴主义者根本无力施援。在加拉看来,那种井然有序、渡人自由的交通系统完全是个神话。

《自由线》出版时正值非裔美国人史开始进入学界主流,这种新的史学取向强调的是普通黑人的“能动性”,加拉的批评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加拉的观点很快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其负面影响是此后学界对地下铁路的长期忽视。1999年,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与洛伦·施文宁格合著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逃奴研究,但该书索引中“地下铁路”只出现了两次。相反,他们强调奴隶的“旷工”行为要常见得多,认为奴隶只逃跑数天或几个星期,在附近躲上一阵再回家,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到达北方。

近些年来,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都开始怀疑加拉的观点有些以偏概全。虽然西伯特的研究有添油加醋之处,但不能因此就把那一代学者精心搜罗的回忆材料一笔抹杀。晚近史家的重新解读为这些材料增添了新的价值,他们结合了更为深入的地方研究,细致审阅了内战前白人和黑人废奴主义者的通信和报纸,详细清点了与逃奴相关的站点和人员。他们出版了好几本地下铁路核心人物的传记,包括大卫·拉格尔斯、罗伯特·珀维斯,还有雪城的“地下铁路王”杰明·洛格。同时,学者们也在着手研究蓄奴州内部庇护逃奴的系统,以及奴隶群体之间传播消息的途径。最新的地下铁路通史来自独立史学家弗格斯·博德维奇,跟加拉一样,博德维奇也强调前人研究中夸大了逃奴的规模,他同时还追溯了北部各地的救助逃奴群体兴起的过程。关于地下铁路还有更多的问题亟待研究,例如,警戒会的组织网络在地方层面上如何运作,以及北方各地的废奴群体彼此之间如何联络。

与学术争鸣相伴,公共史学领域对地下铁路的兴趣也重新高涨起来。2004年,辛辛那提市建成了一家名为“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的专题博物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也推出了一系列颇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比如沿地下铁路路线的骑行“探险”),还有大量地方团体在寻找当年逃奴们藏身的地点。虽说出于乡土自豪感或旅游宣传的目的,这些活动的成果往往趋于浮夸,但它们仍然加深了我们对各地援助逃奴情况的了解。我们不难想到,地下铁路对大众很有吸引力,且不说“冲破枷锁”的故事天生就富有传奇色彩,近年来,全国上下重新开始关注这一时段的历史,尽管人们对于如何评价奴隶制、内战和重建仍然莫衷一是,但地下铁路象征了我国历史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黑皮肤与白皮肤的美国人携起手来,为正义的事业并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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