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澎湃新闻 2017/3/16 12:17:54

1944年,张爱玲在沪上文坛的声誉臻于顶峰。8月15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初版,四天售罄,四十天后即再版。同年12月,她又以个人名义出版了散文集《流言》。然而《传奇》再版前言里,那句“出名要趁早”的感慨言犹在耳,也挡不住逝水流年,匆匆渡越。

次年八月,日月重光。清算也接踵而至。在国府《汉奸惩办条例》修订出台以前,市面上已有人炮制出一批五六十页的小册子,其中一些,竟将张爱玲置于“文化汉奸”之列。(如《文化汉奸罪恶史》1945.11)不惟如此,就连复刊的《文汇报》也有类似的说辞。

此事危及名誉,不容不辩,于是张爱玲借《传奇》出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11)之际,撰写一篇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其中写道: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有些小册子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也当成一宗罪名,这在张爱玲内心,只觉得是“私人的事”,对外人并无“解释的义务”,索性一笔带过。至于序言的第一段里所提“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说实话颇有些突兀。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此前无人说及。近来无意间发现一些材料,倒可为之补缀。

1944年11月13日,柳雨生在黄也白主编的小报《力报》上发表短文《开会》,说及:“张爱玲先生的文章,这两年来,我们实在拜读过不少。特别是她的小说,我不愿意瞎捧人,平心静气的说,的确是写得很好。至于说话做人的态度如何,因为人只见过两三面,客客气气的,当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此颇可以为柳、张关系作一注脚。

而这几句话之前还有一段话,细加品味,实大有考证馀地:

前两天在朋友的家里遇见一位从白门远来的旅客,他也是我的旧识。此人生得浓眉阔目,唇间浓浓的硬髭,像是戏台上的虬髯客,又像一撮倒种着的梁新记牙刷。穿的衣服,是顶上厚黄绿帆布定制的,中外无双,上下共有一十八只口袋。(我想:许多好朋友一定猜想得到其人为谁罢?)我们寒暄之馀,他忽然告诉我,他已经晤见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先生了,跟张先生谈起她想出一趟门,去参加一个什么集会。我笑了笑,问他道:“张先生怎么说呢?”这位旧识的朋友说:“她不要去。她说:‘开会’这件事情,实在没有兴趣。”

柳文中“她想出一趟门”似乎读不通,估计是“想请她出一趟门”之误。而那位服装怪异的“虬髯客”则十分引人遐思,他会是谁呢?搜索枯肠,却一无头绪。正待放弃,转念又想,倘若换一角度,改从“集会”入手,或许能有探究的可能。白门是南京的别称,我很快意识到此事也许恰好与前文张爱玲辩白之事有关,即南京来人是来邀请张去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

这一猜测有没有根据呢?我想是有的。首先,时间吻合。

此前,根据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指令,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应于1944年初在中国举行。但因期间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攻击中国某老作家(即周作人)风波发酵,故大会一直从春季延至秋季才在南京召开。

去南京的参会人员都有谁?详细名单并不难获取。然而问题在于,那位“虬髯客”恐怕未必是文学代表之一吧,他照例该是会议的组织者才对。

于是第一个“怀疑对象”,指向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暨大会副秘书长陈寥士。但当调阅相关刊物里陈氏的照片进行比对,此人眼睛不大,面白无须,当可排除。继而,就将目光转到筹备这次大会的实际负责人,汪伪宣传部事业司长龚持平(号冰庐,生于1908年,崇明人。早年留学日本,1928年左右回国后加入创造社)。鉴于龚与柳同为1942年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与会者,故柳雨生口中的旧识,或许由此而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更早以前就认识。)两人的文字之交,还可从龚氏刊于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1943年第4期)的文章《创造社的几个人》觑出端倪,因为龚在前记中开宗明义地说:文章“本想不写,但编者早就预定好了,不容不交卷”。

陈寥士等人(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龚持平像

1944年12月号的《杂志》第14卷第3期,以超过一半的大篇幅,以“文学者印象”特辑为名目,详细报道了这次文学者大会。其中,上海代表杨光政《中国文学年会记》,先说明代表的推选过程,随后揭出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所谓“文学代表”,实际上不是由什么大会推选出来的,尤其是上海,根本还不曾成立文学协会。出席的代表,是由各方推荐,再由宣传部方面组织的筹备会铨衡决定,然后分头托人征求代表同意的。约在九月中,我接到陶亢德兄代为征求同意的信,当时我心想不必多此一举吧。后来碰见亢德,他竭力劝我参加,我打听得这次的代表大部分是相识的,可以乘此机会与几个难得晤面的朋友叙谈,并且还可以借此把沉重紧郁的心境舒展几天,倒是一举数得;那末就去玩玩也好。过了月馀,龚持平兄到上海,打电话来邀我出席,我因有文稿托他撰述,于是赶到他的旅舍,和他商谈,叙谈结果是我无论如何决定参加……

又据光震(即杨光政,本名杨晋豪,1910-1993)《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刊《申报月刊》1944年第2卷第11号),有类似的语句:“因为在中国还未成立全国性的文学协会,所以文学代表的产生,系由各有关方面推荐,并由宣传部方面提出和铨衡,然后由龚持平与草野心平两氏分头到上海、北平等地接洽,征求各代表本人的同意,而以聘书聘定。”

两段文字同出一人之手,而各有侧重。前者多具主观视角,后者则偏于实录,两相拼合,整件事已大致眉目清晰。不难察知,柳文所述“虬髯客”,多半便是这位南京来的龚持平。

继而,又从《申报》(1944.10.8)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查检到一则报道:《文学者大会沪代表决定》,其中列出了即将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

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筹备会,七日举行五次会议,由龚持平主席,上海出席代表为周越然、张资平、陶晶荪、傅彦长、包天笑、张若谷、潘予且、杨光政、顾凤城、文载道、吴江枫、路易士、张爱玲、冯和仪、关露等十五人。

上述名单是否即张爱玲去信请辞的,今已不尽可考。而能够确定的是,张爱玲最终并未以所谓代表身份,赴南京出席大会。

此外,考虑到汪伪宣传部在筹组“中国文学协会”时,居于沪上的柳雨生身负联络之责,兼为协会推荐文学代表。想来,龚持平之所以会亲自登门邀请张爱玲,柳雨生不无引荐之功吧。

《文学者大会沪代表决定》,刊于《申报》(1944.10.8)

1944年11月11日,各沦陷区代表先召开第一届中国文学者年会,通过年会简章并讨论将向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递交的各种提案。是日得到汪精卫在东京病死的消息,会议顿时被蒙上一层阴影。第二天紧接着召开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1月15日,天降细雨,大部分与会人员在会议间隙,受邀赴苏州观光一日。期间,漫画家王敦庆撰作《作家素描六题》,其中记“龚持平满腹牢骚”,忆及与龚是二十馀年的知交,以前都在创造社做小伙计或小喽罗之时,是怎样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怎样地睡写字台,吃大锅饭,怎样地穷。龚不由接口感叹道:“大家为生活所压迫,愁吃愁穿都来不及,那儿还有时间来研究和写作,你我都弄得一事无成,自己都对不起自己。”

——王敦庆画笔下的龚持平,浓眉阔目,胡髭拉碴,因久病困顿,还来不及整饬面容。

1945年4月19日晨,龚持平因积劳成疾,中岁而亡。草野心平在悼文里,将故人的死因部分地归咎于那次会议:“他的宿疾,为了第三次大会的异常努力的原故,眼见着瘦弱下去了。”从满脸病容到劳累过度而死,龚持平也算是鞠躬尽瘁了。

陈学稼《龚持平小传》(《读书杂志》1945年5期),则对龚氏的工作作风有所总结:

宣传部的事情,是不易担任的,因为必须说昧心话,可是持平却仍然保持一贯作风,不写无聊的官样文章,不谈无聊的违心滥调,对于“反共”两字,绝口不提,仍以书生本色,朴素行径,与文士艺人相周旋。因为他这样,所以文化界中人,也乐于同他往来,在所谓“和平地区”的文化活动,能不全然中绝,能不太觉冷寞,却是他的功绩。

陈氏为中央大学教授,与龚持平同事多年。细辨陈的言辞,龚氏出任伪职,若非身在敌营心在汉,也是政治色彩极淡的。

龚持平漫画像

好奇心驱使我进一步发掘这届大会的筹备主任宣传部次长章克的“底细”,此人果然大有来头。章氏生于1904年,上海人,负笈燕京大学又执教于母校。192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先后任陈友仁的私人秘书、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助手,期间磋商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8年,应宋庆龄的邀请赴柏林工作,从此脱离了党的组织关系。1936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候补执委,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在一起开展活动。抗战爆发后,应宋庆龄之邀前往香港,协助她和陈友仁进行有关抗战的国际宣传工作。1943年,章克奉潘汉年之命,赴南京收集情报,不久因与宣传部长林柏生是大革命时期的朋友,而擢升为其副手。

1944年底,日本的“主和派”驻华大使谷正之找到章克,要他出面办一份刊物宣传“主和”,此事取得潘的首肯。很快,潘汉年和范长江去南京,在吕一峰处秘密约会章克诸人,详谈创办刊物事宜。次年4月10日,南京街头赫然出现一份充满抗日言论的报纸:《大公》周报。在创刊号中,指责“大东亚战争”使“中国徒然为日本制霸东亚野心下之牺牲者,自为任何中国人所难以接受”;还指出目前“日本处在四面楚歌之严重局势下,已失去了其作战之主动性”。可以说,这份印量高达十多万份的周报,虽则只发行了短短13期,但无疑取得了惊人的反战效果。后来,章克自豪地说:“打入汪伪政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批曾经跟随过邓演达先生的知识分子,如吕一峰、汪馥泉(正禾)、陈学稼等,本着邓先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在沦陷区,为人民和友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不怕别人误解,不怕担负汉奸的罪名,也不怕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杀头,只要祖国能得到独立自由,我们甘愿牺牲……”

鲍罗廷(左一)、安娜·路易·斯特朗(右一)、章克(右二)等人合影。

再将目光聚焦于这届大会中方代表的一些个人提案。显然,大家的目的除了与朋友碰面,舒缓愁苦的精神之外,多是希冀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如此而已。有鉴于此,日本作家高见顺会后就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表现异常不满,气虎虎地骂道:“支那的作家,无论是上海的家伙,还是从北京来的家伙,他们的发言没有一个是顺应日本国策的。他们只是说怎样对待我们文学者的生活呀和日常发愁的事情等等,真是坏透了!”双方的貌合神离,不但令大会鼓吹大东亚战争的原旨遭到消解,更让所谓“东亚精神”沦为一纸空谈。

回到柳雨生,他提出性别不同,故而对“理智”与“情面”之取舍各异,以此来解释自己的参会理由:

女人们真是理智的,所以多数像张先生那样,对于会议没有什么兴趣。男人们呢?却难怪了,大约理智不会完全失掉,不过同时又爱重情面。换一句话说:重理智的人,大小轻重都会斟酌得宜,重理智同时又不忘情面的人,却不管老幼,都未免有点儿“作茧自缚”吧!

可是张爱玲不喜欢去外地开会,理智之外,或许还另有原因。1946年4月1日,上海《香海画报》发表署名“风闻”的报道《张爱玲欣赏名胜解决小便》:

张爱玲对苏青说:“我最不喜欢出门旅行,除非万不得已,我总不出远门的。假如出门的话,到了某一个地方,别人在那里赶着欣赏名胜,我却忙着先找可以解决小便的处所,因此别人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哪里有心去看风景呢,假若找不着地方小便……”

这番话读来感触颇深。它提醒我们,张爱玲不喜欢去外地旅行,原因固然很多,但也别忽略了“洁癖”、“舒适度”、“友情”等等,一些看似不那么要紧的生理、环境、心理因素。英国有句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即针对那些因习以为常而易被忽略的事物的。通盘考虑,庶几可以逼近真相。


参考文献:

林榕:《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文学》1944年第1卷10期

龚冰庐条,见徐廼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1卷·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211页

章克:《在日伪沦陷区创办〈大公〉周刊的经过》,《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强剑衷:《章克主办〈大公〉周刊内幕》,《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史德建、张振宝:《传奇人物章克》,《团结报》2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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