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兵夫妻的“爱情童话” 是什么让他们情牵一生

解放军报 2017/3/25 10:02:46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套《欢乐中国人》节目中,一对八旬老兵夫妻的“爱情童话”和助学故事令许多人潸然泪下。日前,笔者专程前往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三军休所,探寻两位老人镜头背后的情缘。

走进一栋普通楼房,早早等候的陈荣超和杨玉仙老人便已迎了出来。他们精神矍铄、笑容灿烂。杨玉仙老人开口就说军报是他们的“娘家人”,亲切温暖的氛围一下子弥漫开来。

夫妇俩住得并不宽敞,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十平方米,沙发和藤椅显得老旧。墙上的照片是这个家最珍贵的陈设:客厅里挂满老两口与助学儿童的合影,卧室的床头则挂着他们当年穿军装的结婚照。杨玉仙说,去年是他们结婚60周年,特地去拍了金婚的婚纱照,但一直没好意思挂出来。

话题,就从61年的相知相守开始。

制图:方汉

两地情: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

记者:听说您二老从结婚到退休的33年里一直是两地分居?

陈荣超(以下简称陈):是的。因为工作需要,我先后辗转过很多地方:四川雅安,河北秦皇岛,河南新乡,湖北襄樊,山西侯马,河北石家庄等。中间我们也曾经想调到同一个地方,我在襄樊的时候,她也打报告转到那里,可她刚报到我又调离,就这样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了。

记者:那些年全靠信件交流吗?一年能见几次?

杨玉仙(以下简称杨):一年能见一次就不错了!我一边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过偶尔回首回首也不错,感觉自己还挺伟大。其实我跟他结婚以前就经常通信,我俩是老战友。

记者:您二老曾经都是军人,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杨:1950年,我们的部队在四川雅安。我们文工队要扩大力量,他们教导队都是知识分子,就让他们来当演员,他比较活泼,被选到我们文工队。那时候我是服装组组长,领导他,他跳舞唱歌什么都行,就是比较淘气。后来部队为了培养文艺骨干,把他派到北京学习,回来之后就“了不起”了,给我们当导演。之后的演出工作是他领导我们,他那个时候老说我跳得不好,所以我们就老“打架”,慢慢地就熟了。

记者:那个时候就有感情了?

杨:那个时候还没谈这个事,还早呢。他之后去了朝鲜,我在天津学习,他总给我写信。有一次我生病刚好,为了取他的信,也没坐车,走路去邮局。那封信老厚老厚的,超重。拿回来我走一路看一路,一直到学校。

他后来从朝鲜回国,背了好几个苹果来看我。朝鲜的苹果又香又大,我就放到书桌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学习的时候,一掀开书桌就闻到一股香味。

有一次,他跟同事去天津学习,邀我看电影。我心里纠结到底去还是不去,挺矛盾的。我斗争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自己去莫斯科电影院看了《伊凡从军记》。可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看完电影出来,我没朝单位的方向走,而是往他约我的地方走。在车上,我心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等我。结果到了那儿,看见他披着个大衣还在等,我被感动了:这小伙子可以呀!他问我电影都快演完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看电影了。我们就在马路上慢慢地走……

记者:陈政委给您写信问能不能突破一下战友关系,您回答他,先入党再考虑个人问题。所以1956年,你们入党后就结婚了?

杨:结婚这事儿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当时我跟他在信里讲,现在不谈这个事,但是他已经跟他们单位汇报了,他们单位向我们单位了解情况,领导就来找我谈。我说我们是战友关系,没什么。后来我想,不能就这样啊,于是去跟我们科长请假,说我还是去一趟,把这事跟他了解了解、“谈判谈判”:这么早,结什么婚呀?我从天津赶到北京,哪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单位就给我们办了婚礼。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这是大家帮忙操办的。婚礼也简单,就是大家一起吃点瓜子花生。本来是去“谈判”的,结果却结婚了,我回来请同事们吃喜糖的时候,被大家笑话了一场。

记者:您和陈政委异地那么多年,后来到一起生活会有矛盾吗?

杨:异地的时候都是靠通信,好不容易见一次面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退休之后我俩生活在一起了,他有点“老爷”作风,什么事都不会干,那就我来干呗,都是小事。在大事上,特别是在捐资助学上,我们特别一致。一说起这事儿,他就来劲儿了。

老兵情: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记者:您二老为什么会想到做捐资助学这件事?

陈:说来话长。这源自我们的出身,也源自我们当兵的经历。

我们两个人都是旧社会的苦孩子。小时候,我们家算是四川成都一户殷实的书香门第,有3间大院几十间房子。日本人轰炸大西南的时候,飞机飞得很低,他们拿机枪扫、拿炸弹炸,最可恨的是扔燃烧弹,把我们家给烧了。我躲在不远处的河堤下才侥幸逃脱,但从此以后衣食无着。那一年我6岁,知道了什么叫国家受人欺负。1949年10月,我参加了革命,做地下党的通信员,年底成都解放时入伍。

是共产党和解放军解放了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党、感谢军队,这个根子种下了。从入伍那天起,我就下决心要一辈子当解放军。而且,我这辈子,穿上军装是兵,脱下军装还是兵,最深的就是军人情结!

记者:那您参军后为什么会立下“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的信念?

陈:我讲两个故事。在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部队是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五师,任务是解放四川雅安。雅安山多路远,大部队进不去,当地土匪、国民党军残部和地主武装势力合在一起,敌众我寡、敌暗我明。但不到一年,我们一个军剿灭了10万土匪。怎么做到的?除了官兵英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民心,老百姓支持你。那时候打仗最困难的就是你不知道谁是土匪、他们在哪儿,都是靠老百姓通风报信,靠民兵站岗放哨送情报。解放军解放人民,人民支持解放军,这是我们参军后最深刻的一课。所以,我们这辈子有个最基本的信念: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这是“大”的教育,还有一个“小”的教育。我当时得了一种恶性疟疾,部队要开拔,把我安排在一位何婆婆家里。我一个月下不了床,全靠她照顾。人民的恩情忘不掉,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记者:您二老捐建的第一所小学就在雅安,是不是跟这段经历有关?

陈:对,我们要回报老区人民、告慰牺牲战友、完成老兵夙愿。雅安人民对我们有感情,过去我们为解放雅安流过血,现在我们要为雅安的发展作贡献。我们好几百名战友为了建立人民政权,牺牲在雅安。雅安这些年还是很穷。2000年,雅安解放50周年,我们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20万元,在雅安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建了一所占地1700多平方米、能容纳600多名孩子的希望小学。

记者:那捐建的第二所学校为什么选在乌兰浩特?

陈:一是因为“乌兰”是红,“浩特”是城,乌兰浩特寓意红城,1947年很早建立了人民政权。二是因为它非常穷,在边境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也没能发展起来。

我们捐建的两所学校和30多个书屋都在老少边穷地区,而且还有个特点,半数以上都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当过兵的人都对长征很有感情。我给你们举几个建书屋的地方吧:江西兴国,贵州遵义,四川宝兴、石棉、康定,甘肃会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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