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隐秘地图之:先生的拱宸桥

杭州日报 2017/3/31 9:15:00

拱宸桥桥西直街,今人称其为杭州最“诗”且是没有之一的一条街。不仅因为这里有拱宸书院和舒羽咖啡馆两个诗歌文化场所,常年活跃着一批往来的诗人身影,诗歌活动频率额十分高。还因为这里是全国工业遗存与现代化博物馆无缝融合与再生的首创区和典范区,省级非遗旅游景区,运河南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之经典区域,传统文化元素丰富,诗意生活和诗性景观俯拾皆是,既有原住民的自然生活展现,也有博物馆的科学集中陈列,还有流淌不息的大运河及两岸风情。

在这条街上的一个拐角,一个叫同和里的弄堂里,有一堵镶嵌着砖雕的围墙。这是堵诗性的围墙,呈现着鲁迅、周作人、丰子恺、郁达夫、陈鹤琴、蒋维乔、俞平伯等近代先生们的与此地的因缘。这是堵有温度的围墙,述说着京杭大运河作为历史上的黄金水道和最早的高速交通线,拱宸桥作为大运河南端的标识,曾经的水陆交通连接点,亦承载过先生们求知求是的身影。

1901年农历七月十二,身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接到鲁迅写于当月初六从南京寄来的信。七月二十九下午,周作人与封燮臣一家同乘姚家埭往西兴的夜航船启程前往南京,次日清晨到达西兴。周作人日记写着:“七月三十,晴。晨至西兴,落俞天德行。上午过江,午至斗富三桥沈宏远行。下午至拱宸桥,下大东小火轮拖船。”

周作人到拱宸桥并未上岸,从驳船上就直接跳到了大东轮船公司的小火轮拖船上。次日,即农历八月初二早晨,他便到了上海,待了三天才前往南京。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出省求学,目的地为江南水师学堂。三年前,鲁迅第一次出省求学,同样也是从拱宸桥出发。当时从杭州到南京,除了水路,无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沪杭铁路要到1907年才通车。而即使是通车后,鲁迅也并非都是坐火车往来沪杭。1913年农历六月,鲁迅从北京回绍兴,走铁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坐火车到杭州;返程回北京,到上海这一段,则改为水路:“六月廿八晨,抵西兴,作小简令舟人持归与二弟。即由俞五房雇轿渡江至南星驿。午后车发,即至拱宸,登大东公司船向上海。”

当时,途径杭州取道运河北上,皆需在拱宸桥搭乘内河轮船。因为,这里是北上的起点站,也是南来杭州的终点站。1900年的《东西商报》载:“大东轮船公司,本店在东京,分店在上海。苏州、杭州设支店……日日以数艘船舶运到拱宸桥支店,于此处转载乘客货物于他船。每日下午五点钟出船开行。”

周作人《戊戌日记》中有这样一条:“戊戌十一月廿七(1899年1月8日)晚接豫侪兄(自武林寓发)函,于廿五抵杭,已下舟矣。“这条日记,周作人写《旧日记里的鲁迅》时作了补充:”由此可知鲁迅那一年于十一月廿四离家回南京去,廿六从杭州城内坐驳船至拱宸桥,改趁小火轮拖船往上海,所以说是下舟。”

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期间,经过拱宸桥的次数就有八九回。与其相比,鲁迅一生经过拱宸桥的次数或许只有三次,除了1898年赴南京考江南水师学堂和1913年农历六月廿八乘船到上海,还有一次就在1903年农历七月十八(9月9日)。七月十六,周作人与鲁迅决定相偕从绍兴启程,游历杭州,又从拱宸桥前往上海:“下午予二人乘舟往拱宸桥……包一小舱同往,舟中纵谈甚欢。”(周作人《旧日记里的鲁迅·癸卯二》)此番行程到上海后,9月13日鲁迅从上海虹口搭日本邮船回日本,周作人则自上海前往南京继续学业。此外,据说1910年鲁迅在绍兴教书时,曾“不避车船之苦,特意从绍兴到杭州拱宸桥为周作人寄月费”。当时周作人还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且与羽太信子结了婚,经济尚需鲁迅资助。

从绍兴三味书屋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再从南京至日本,这一路,弟紧随着兄,一路飞翔,一起成长。拱宸桥,见证了周氏二兄弟最美好的年华。

1937年11月6日下午二时许,刚到不惑之年的丰子恺坐在缘缘堂书斋构思《漫画日本侵华史》。“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接着沉重地一声震响。墙壁摆动,桌椅跳跃,热水瓶、水烟袋翻落地上,玻璃窗齐声大叫。”这一天,日寇空袭石门湾约两个钟头,投下十余枚炸弹,其中一颗就落在缘缘堂后门外。原以为“请也不会来炸石门湾”的当地人,如梦初醒。傍晚,全镇逃避一空。丰子恺一家也只得收拾好衣物,于傍晚的细雨中匆匆辞别缘缘堂,乘船暂避南圣浜。即便如此,此后数月,丰子恺仍未料到石门湾会成为炮灰。直到1938年2月9日,他在萍乡收到上海朋友裘梦痕的来信,得知“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都焚毁”。

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令丰子恺迟迟下不了离乡远走的决心。他携家人在南圣浜亲戚家住了半个月,最后因为日寇的迫近,加上收到马一浮寄自桐庐的信使他感到“一种伟大的力”的召引,终于下决心离开石门湾。

11月21日下午一时,丰子恺一行12人,乘船离开南圣浜,途径悦鸿村、新市、塘栖,于次日半夜里,达到拱宸桥,就在桥外停泊了。大家肚饥。船里有饭而没菜,只能用装在枕头里的熏豆和酱酒下饭。刚吃好饭,又一艘船也摇到了拱宸桥。丰子恺认出那艘船上的人是曾在石门湾当差的张班长,便带了三个亲戚跟着张班长上岸。他们从张班长口中得知日寇在沦陷区无恶不作,从张班长的熟人——拱宸桥边一个作坊里的老头子那得知杭州到桐庐不仅已无汽车和船。回到船中,丰子恺轻描淡写地跟众人说情形紧张,船只难得,恐怕只能步行了,接着劝慰大家精简行李。他自己也把从缘缘堂精挑出来的书籍又作了精选,“结果只剩几册几何演草等买不到的东西而已”。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夜,船里的人互相枕着睡着了,但丰子恺心仍难安。他突然想到包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蒋坚忍著)和他据此而创作的《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这两本书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后果,使他如见地狱,于是,他只能忍着悲痛将这两本书也扔进拱宸桥下的运河水中。

五点钟,天还没亮,船上的人都醒了。他们的行李虽然是精选又精选,但仍有两三担。其时,拱宸桥很多挑夫都已逃难而去,来不及逃难的害怕被征去打仗,也都躲了起来。丰子恺好不容易找到两个挑夫。从拱宸桥挑到六和塔下,工资每人三元。但行李并作两担又太重,挑夫无法承受。丰子恺只得又劝精选行李,除了轻的东西由各人自己拿,他把两条上等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也丢弃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情,丰子恺十分后悔。经过几番周折,丰子恺一行于次日夜十点半,抵达桐庐。

19世纪末,拱宸桥成为日租界,1937年杭州沦陷,拱宸桥见证了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也见证了先生们的逃亡——丰子恺一家的遭遇,不过是当时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之遭遇的一个例子。

拱宸桥对曹聚仁来说,并不陌生,1915年至1921年,曹聚仁就读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但曹聚仁第一回到拱宸桥,却是在考入浙一师之前,当时他只有十三四岁,那是一个上午,他跟着在杭州卖火腿的几位长辈到拱宸桥的一家茶楼吃茶。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次从上海到杭州,便是从苏州河北岸,河南路天后宫附近的码头乘内河轮船往杭州,在拱宸桥登岸,转车。

1919年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湖滨公共运动场举行大会,宣布杭州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后,杭州各校学生连日集会,举行了杭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向政府提交请愿书,并以“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的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之英、美、法、意四国代表,要求主持公理,将青岛交还中国。另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若非青岛交还中国,切勿在和约上签字。”与此同时,许多学校组成了“劝用国货会”和“日货检查队”,到城区各商店以及城站、拱宸桥等水路码头检查日货。

当时年方二十的曹聚仁,便是上街游行队伍中的一员。这一年,他还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所在的宣传队目的地为拱宸桥。晚年的曹聚仁对此记忆犹新:“我们那一班分配到的地区是拱宸桥。我们居然拥入那些姑娘拉人的茶楼去‘抵制日货’、‘打倒日本鬼’,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四方桌上的公开演讲。我只听得有些茶客窃窃私语,说我们都是吃了老虎胆的人。” 当时,杭州学生每次游行,拱宸桥是必到之地。

1923年3月26日,浙江国民外交大会在杭州举行,会议讨论了废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等问题,会后游行,发文通电。4月6日起,杭州各旅馆、公寓一致拒绝接待日本人,以示对鲁案之抗议。是月起,杭州学生联合会与各团体组织检查日货,动员全民“实业救国”。著名画家叶浅予的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里也提到了这件事:“1922年我15岁时,高小毕业,投考杭州的中学……一师仍然落榜,一中和盐中皆被录取……决定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盐务中学。……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

事实上,比五四运动更早,拱宸桥就成为了国人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地方。1905年,在浙江武备学堂读书的嵊州人吴殿扬,就因打败了在拱宸桥租界内气焰嚣张、目中无人摆擂台的日本武士高木兆雄和上月三郎而被视为民族英雄。可以说,从1896年至1945年这五十年当中,拱宸桥无疑成为了杭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抵抗日寇入侵的主要阵地,成为中国人民忧国救国的一个注脚。

1927年1月16日,天空飘着雪花,郁达夫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中,他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去,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当晚十二点钟,小说初稿完成,名《清冷的午后》。熟悉郁达夫的人们,大多都知道郁达夫一生曾多次到达拱宸桥。简略而言,拱宸桥在郁达夫的笔下,无外乎两种形象,一是码头,一是娼里。拱宸桥租界里的娼妓,夏丏尊、周作人、曹聚仁等亦说起过,但都没有郁达夫说得详尽。然而,拱宸桥对郁达夫而言,不仅是文学作品中的本源地之一,更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主场,因为,拱宸桥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外祖父的居住地。

同样与拱宸桥结缘之因有爱情色彩的,还有俞平伯。1923年,他思妻心切,甘愿忍受那拥挤的三等车厢的滋味,为的就是一个“快”,因此往来杭州与上海之间,都选择铁路。但有一次例外,他在《城站》写道:“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从拱宸桥走,没有再过城站。”为何他这一次舍城站而走拱宸桥已无法得知。但他的话,流露出拱宸桥在他个人的心灵史上有着特殊的符号意义。

就在俞平伯写完《城站》之后的第九个月,即1926年7月24日,身在上海的郑振铎起了个大早,他“几乎近二三年来没有起得那么早过”,匆匆赶到上海火车站与他的另两位朋友汇合,便登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到了艮山门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到了拱宸桥,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三桥埠了。”

1908年以前,拱宸桥是在杭人经运河北上沪、苏、宁、津、京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自北入杭,过钱塘江到浙南、浙西乃至闽、赣的要隘。正如《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上所言:“船由沪来,先经拱宸,过省城,乃达江干,深入内地。”1936年,金克木到南浔拜访徐迟,也是从拱宸桥出发的。他在《少年徐迟》中说:“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来信邀我去南浔他家。……于是拱宸桥下搭船,当天下午在蒙蒙细雨中我由他接到家中。”

1909年,蒋维乔与严练如、钱琳叔、庄百俞、徐果人、于怀瑾、翁佩孚一行七人第一次到西湖游玩,因当时湖边荒凉,无游客驻足之所,只能住到拱宸桥边的旅馆中。蒋维乔笔下的拱宸桥,其意义既是交通,也是驿站。而拱宸桥之于陈鹤琴,则是寄寓所和人生的跳板。1906年,陈鹤琴跟着姐夫陆锦川到杭州学做生意,陆家在拱宸桥开绸缎庄,但生意一般,陈鹤琴无事可做。后来,陆锦川决定送他去读书。在陆锦川朋友的帮忙下,8月下旬,年仅14岁的陈鹤琴成为蕙兰学堂的一名学生。这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位于东河淳祐桥旁(今解放路南)。从拱宸桥开来的船上跳到淳祐桥边的码头,陈鹤琴完成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转折。

在近代许多先生们的生涯里,拱宸桥是一个关键词有着地理坐标、交通要道、驿站、寄寓所、转折点等意义而被广泛提及的关键词,高频率出现于先生们的文学作品或日记中,成为了解乃至解读一个时代的有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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