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小兵马俑”

铜梁网 2017/3/31 14:43:17



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母沈氏墓出土的仪仗俑。



轿夫俑。



牵马俑。

“小兵马俑”是对铜梁所出土的明代墓葬中的石刻仪仗俑的俗称。目前仅在铜梁地区明墓中大量发现,是铜梁众多出土文物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随葬明器(随葬器物,即冥器)。自1973年至今,已在近70座明墓出土这种仪仗俑,出土数量达500余件。

铜梁石刻仪仗俑以小巧玲珑、造型生动、雕刻细致、巧夺天工的艺术魅力,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明朝官宦人家的生活场景,堪称国内仅有,巴渝一绝。因此于1996年5月11日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朱家晋、杨伯达等16位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中使用极为普遍的一种随葬明器,产生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最早的俑见于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进步促使了人殉时代的终结,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兴盛起来。俑自商代后期开始出现,秦汉至隋唐盛行,宋代以后葬俗转易,纸扎明器流行,陪葬俑逐渐式微,至清初消亡绝迹,延续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俑像品类繁多,质地多种多样,有陶、泥、木、石、瓷、铜、银、铁等。造型形象伴随历史的演变扩展,有奴婢俑、仆役俑、侍从俑、武士俑、歌舞伎乐俑、仪仗俑等等。

明代,一般情况下墓葬已不随葬俑像,只有少数王公高官的墓中有仪仗俑的随葬。曹者祉、孙秉根主编的《中国古代俑》一书中称,明代墓葬一般只随葬仪仗俑,少数配置侍俑。基本情况是,一墓一套仪仗俑。明代,俑的质地种类也大大减少,只有陶俑和木俑在流行,而其他质地的俑已不见流行。而陶俑和木俑只出于帝陵和王族官僚墓中,一般平民墓中已不多见。

“而像铜梁这样,出土明代石俑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为全国绝无仅有。”区博物馆馆长张泽春说。

从1951年白羊乡(今白羊镇)兵马沟出土明代“文林郎北京西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张云奎(阳山)”墓,1973年原铜梁县农场出土明代“云南阿迷州刺史李三溪”墓,土桥八村出土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的儿子“进士张蔡蒙”墓,1982年在原巴川中学(现铜梁中学下燎原学校)出土明兵部尚书张佳胤的父母张文锦、沈氏合葬墓,原安居糖厂出土明河南巡抚胡尧臣母“胡母朱氏”墓,1984年南校场出土明工部尚书李养德父母墓,2005年原全德镇(新兴)石磙村出土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价家族墓,到2012年土桥镇六赢村2社青龙嘴出土明墓,全区共出土石刻仪仗俑数百件。原铜梁博物馆馆长叶作富认为,用石俑随葬,是明代中期铜梁一带官僚、地主阶层流行的葬俗。

这些石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从形态上可分为骑马俑、牵马俑、吹奏俑、呜锣俑、肩舆俑、侍从俑、抬物俑、持物俑等;从年龄上可分为儿童俑、青年俑、中年俑和老年俑;从身份上可分为吏俑、文俑、武俑、侍(仆)俑等,是一批全国仅有的最具巴渝民间地方特色的文物。

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同时也可窥见古人的生活习俗、衣着习惯。这些石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明代铜梁地区葬制、葬俗、雕刻工艺、服饰、礼仪等方面的详实资料。

在众多俑像中,有轿夫、婢女、乐师、侍从、武士等被视为“下人”的普通老百姓,也正是通过俑的这种性质,才使这些形象得以保存下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尊尊造像,俨如一幅幅照片,永久性地完整记录了几百年前他们生活的真实情景。

这似乎是古俑作为随葬明器的最后一抹余辉。在明朝以后的岁月里,俑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俑在形体上已经消亡,但它们的艺术灵魂却永远驻留了下来,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同样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无论时代怎么更替,但石俑中蕴涵的生命光辉却永远不会改变。



明云南阿迷州刺史李三溪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仪仗俑。



侍女俑。

“小兵马俑”与秦俑的差异

提到兵马俑,相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气势磅礴的秦始皇兵马俑。然而,在铜梁博物馆也有一批“小兵马俑”。原铜梁博物馆馆长叶作富将铜梁大量出土的石刻仪仗俑与秦始皇兵马俑对比,发现有秦俑所不具备的特点,因而将其称为“小兵马俑”。

秦俑为真人大小,而铜梁石俑只有秦俑的一只脚掌或手掌般大,以精雕细琢、小巧玲珑著称。沈氏墓中的八人肩舆俑,在一块长41厘米、宽25厘米、高16厘米的石料上镂空透雕出八名轿夫、两名侍女抬附着一乘大轿,连轿夫的鞋子掉了扯鞋的情节都表现得惟妙惟肖,工艺之精湛令观者瞠目结舌,赞叹不已。

从制作工艺上看,秦俑是陶制品,而铜梁仪仗俑是石刻品。陶俑制作不易,石雕制作就更难了。

秦俑穿戴单一,服饰不多。而铜梁仪仗俑穿戴丰富,品类繁多。如衣服可分袍、褂、长衫、半衫、长裙、短裙等,帽可分为圆形尖顶、椭圆形尖顶、圆形平顶、圆盆形尖顶、瓜皮帽等。鞋可分草鞋、布鞋、靴子等,且彩绘丰富,除服饰有绿、蓝、黄、红色外,穿金戴银,还有粉面朱唇,墨勾眉眼、胡须。人物造形生动,千姿百态,传情入神,这是秦俑所不具备的。

秦俑是帝王的卫队,塑造有战车、战马和兵将,威武雄壮,场面壮观。铜梁仪仗俑则是反映明代四至六品官宦人家的出巡仪仗。品阶越低,越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因而塑造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并带有较为浓厚的乡土和生活气息。从随葬俑的规模看,虽不能与秦俑相比,但它同样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官阶制度和陪葬礼仪。

铜梁“小兵马俑”之最

走进铜梁博物馆“小兵马俑”陈列室,在昏暗幽静的灯光下,500余件石俑或捧盆,或牵马,或抬轿,吹号击鼓,列队出行,真实再现了明朝时期的生活场景。

这些石俑因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而数量、规格不一。

最 完 整

在铜梁已发掘明墓中,最著名的要数明兵部尚书张佳胤的父母张文锦、沈氏合葬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仪仗俑。

1982年,原巴川镇(今巴川街道)在修建巴川中学校舍时,发现两座明代石椁墓,原县文化馆派人前往进行了清理。两墓虽早年被盗,但尚存大量石刻仪仗俑和部分文物,并有两方当时著名学者杨慎(升庵)、王世贞手书的墓志。

“张文锦、沈氏合葬墓出土的仪仗俑,是铜梁已出土仪仗俑中最为完整的两套。”张泽春说。

张文锦墓室出土有1件四人肩舆俑,22件仪仗俑,马2匹,伞盖、书桌、交椅各1件;沈氏墓室出土的一套则有1件八人肩舆俑,57件仪仗俑,马23匹,伞盖2件,书桌、交椅各1件。

据区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钢介绍,两套仪仗俑的规格相差较大,是因为二人入葬时身份有所不同。张文锦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张佳胤时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为六品官,子贵父荣,皇帝敕封其父六品官阶,随葬品按六品官阶定制。石俑完整成套,前面有鸣锣、击鼓、吹奏俑开道,中间是四人抬轿俑,有提衣过沟的,有张嘴喊号子的,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后面有牵马俑、侍从俑、书案、床、粮仓,雕刻的丫鬟的发辫、老妪的发髻,连每一根发丝都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沈氏葬于万历五年(1577年),时张佳胤已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沈氏也被敕封为太恭人,享受四品待遇,随葬品规格比张文锦高。前面鸣锣、击鼓、吹奏乐队十二人,中间是八人大轿,加上两个扶轿的,共十个人,抬轿的最后一个人边走边提鞋,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轿子前后有两顶圆形伞,轿子前有两排文官,后面有三排武将,穿的是盔甲,手上拿着各种不同的兵器,不同人物服饰、形态各异。整个造型小巧玲珑,雕刻精细,堪称国内仅有,深刻反映了封建官宦人家典型的墓葬风俗。

可以遥想,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张佳胤的母亲大人踏春,仪仗威武。一路走来,器乐喧天,护卫威武之气让闲杂人等不敢靠近。铜梁古县城内,市民商贾行走于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人车混杂,好不热闹。张佳胤的母亲沈氏坐在8名身强力壮的轿夫抬着的八抬轿子里,时不时掀开帘子,或看看市井的繁荣景象,或跟侍从讲她的需要。

最 精 美

1973年,原县农场在县城关修建工程中发现石椁墓两座,市博物馆和铜梁文化馆进行了清理。这两座墓是云南阿迷州刺史李三溪夫妇之墓。从墓中发掘的仪仗俑造型精美,色彩保护完好,现藏于市博物馆。同时出土的珍贵文物还有明代状元杨升庵书写的碑文和一幅丝织品的幡。

刘华钢介绍,李三溪是张佳胤的老师,祖籍四川铜梁,曾任云南阿迷州刺史。李三溪墓中出土的八人抬轿仪仗俑,前后簇拥着一批侍从,有骑马前导及持旗、鸣锣者,轿旁还有随从,后有骑马捧物者,有戴素冠的文吏,有头戴圆盆帽、戴盔披甲的武士,形象生动地显示了明代刺史一类官员出巡的场面。

曾参与发掘工作的叶作富说,这套仪仗俑刚出土时颜色艳丽,十分漂亮,人物服饰多样。以帽为例,就有圆形平顶帽、圆形尖顶帽、圆盘尖顶帽和圆盆帽等。这是研究明代民间服饰的最佳形象资料。

最 新 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铜梁明墓中出土的石俑中,有一组女轿夫俑。男性轿夫很普遍,女性轿夫却很少。古时,女性地位远低于男性,女子需要裹足,以“三寸金莲”为美,“三寸金莲”的女子理论上是不宜从事抬轿这种重活的。明代石墓中出土的女轿夫俑,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

据了解,唐宋时,管家无男丁,也就是无夫无子而由妇女为户主的家庭叫女户。这女户要是贵为王侯将相级别,出行靠肩舆代步,那伺候她们的轿夫就不能由男性担任,而为女性。

明初,太祖朱元璋下令,“取福州女轿户”到南京服役。当时,闽南一带,民风纯朴,礼法不拘,女子没有裹足,有闽南妇女以抬轿为职业。明代,女轿夫主要供宫廷大驾、婚礼、选妃及亲王、各公主婚配所用。洪武之后,女轿夫们就多不见于正史之中了,只在一些皇子公主婚礼中,仍有专职负责抬凤轿的女轿夫偶尔出现。

京城北迁之后,宫中肩舆大多开始驱使内宦,而宫外轿户则应差达官,只由男性服务,因此,宫廷女轿户逐渐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成为宫廷礼仪中一项配套差役。然而,明中后期,女轿夫在民间反而更为多见起来,开始出现在大家人户的后宅闺园中,为遵守礼法的豪族内眷服务。

本版稿件由记者闻琼、郑忠巧采写整理。图由区博物馆提供。



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母沈氏墓出土的仪仗俑。



轿夫俑。



牵马俑。

“小兵马俑”是对铜梁所出土的明代墓葬中的石刻仪仗俑的俗称。目前仅在铜梁地区明墓中大量发现,是铜梁众多出土文物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随葬明器(随葬器物,即冥器)。自1973年至今,已在近70座明墓出土这种仪仗俑,出土数量达500余件。

铜梁石刻仪仗俑以小巧玲珑、造型生动、雕刻细致、巧夺天工的艺术魅力,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明朝官宦人家的生活场景,堪称国内仅有,巴渝一绝。因此于1996年5月11日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朱家晋、杨伯达等16位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中使用极为普遍的一种随葬明器,产生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最早的俑见于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进步促使了人殉时代的终结,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兴盛起来。俑自商代后期开始出现,秦汉至隋唐盛行,宋代以后葬俗转易,纸扎明器流行,陪葬俑逐渐式微,至清初消亡绝迹,延续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俑像品类繁多,质地多种多样,有陶、泥、木、石、瓷、铜、银、铁等。造型形象伴随历史的演变扩展,有奴婢俑、仆役俑、侍从俑、武士俑、歌舞伎乐俑、仪仗俑等等。

明代,一般情况下墓葬已不随葬俑像,只有少数王公高官的墓中有仪仗俑的随葬。曹者祉、孙秉根主编的《中国古代俑》一书中称,明代墓葬一般只随葬仪仗俑,少数配置侍俑。基本情况是,一墓一套仪仗俑。明代,俑的质地种类也大大减少,只有陶俑和木俑在流行,而其他质地的俑已不见流行。而陶俑和木俑只出于帝陵和王族官僚墓中,一般平民墓中已不多见。

“而像铜梁这样,出土明代石俑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为全国绝无仅有。”区博物馆馆长张泽春说。

从1951年白羊乡(今白羊镇)兵马沟出土明代“文林郎北京西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张云奎(阳山)”墓,1973年原铜梁县农场出土明代“云南阿迷州刺史李三溪”墓,土桥八村出土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的儿子“进士张蔡蒙”墓,1982年在原巴川中学(现铜梁中学下燎原学校)出土明兵部尚书张佳胤的父母张文锦、沈氏合葬墓,原安居糖厂出土明河南巡抚胡尧臣母“胡母朱氏”墓,1984年南校场出土明工部尚书李养德父母墓,2005年原全德镇(新兴)石磙村出土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价家族墓,到2012年土桥镇六赢村2社青龙嘴出土明墓,全区共出土石刻仪仗俑数百件。原铜梁博物馆馆长叶作富认为,用石俑随葬,是明代中期铜梁一带官僚、地主阶层流行的葬俗。

这些石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从形态上可分为骑马俑、牵马俑、吹奏俑、呜锣俑、肩舆俑、侍从俑、抬物俑、持物俑等;从年龄上可分为儿童俑、青年俑、中年俑和老年俑;从身份上可分为吏俑、文俑、武俑、侍(仆)俑等,是一批全国仅有的最具巴渝民间地方特色的文物。

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同时也可窥见古人的生活习俗、衣着习惯。这些石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明代铜梁地区葬制、葬俗、雕刻工艺、服饰、礼仪等方面的详实资料。

在众多俑像中,有轿夫、婢女、乐师、侍从、武士等被视为“下人”的普通老百姓,也正是通过俑的这种性质,才使这些形象得以保存下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尊尊造像,俨如一幅幅照片,永久性地完整记录了几百年前他们生活的真实情景。

这似乎是古俑作为随葬明器的最后一抹余辉。在明朝以后的岁月里,俑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俑在形体上已经消亡,但它们的艺术灵魂却永远驻留了下来,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同样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无论时代怎么更替,但石俑中蕴涵的生命光辉却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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