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客家文学的现代性

羊城晚报 2017/4/16 17:21:00

粤读

□古远清

作为“围龙屋”的讲古佬,客家的民俗从幼年起就在谢友祥脑海中,打下深深的文化烙印,而客家山歌从小学始,他就耳濡目染、耳熟能详。这位并不年轻的文学新手,是带有地域文化尤其是具有梅州地区客家文化印记的学者兼作家。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血日苍茫》(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典型地显示着广东客家文学的价值内涵。作者的生存状态,则是客家现代文化的一种必然阐释。

民俗学与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同样,作为有众多客家事象描写的长篇小说《血日苍茫》,客家民俗成了诠释太平天国在南方最后一个传奇的有效途径,如作品第十一章《痴女倾情死心塌地,贤妇求珓去凶留吉》,写“客家人为多神论者,进门求祖宗赐福,出门祈求伯公保佑,山伯公、树伯公、田伯公、码头伯公、水口伯公、山坳伯公应有尽有,各司其职。”太平天国正是借助客家人希望伯公保佑的这种信仰,将他们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正是“去凶留吉”的文化追求,为作者寻觅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将人物由芸芸众生变身为革命领袖,由此一步步走向立体化,成了突显革命军形象的大胆尝试。作者的文字摆脱了教授小说掉书袋的毛病,走出了象牙塔,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成为客家现代文化一种新型书写。

在笔者看来,所有的客家文化都应视为历史记忆,而描写太平天国的文学作品更应视为“记忆的政治”。正因为重视客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长期在故乡执教的谢友祥,常为太平天国领袖产生在粤东客家地区而自豪。谢友祥对革命叙事情有独钟,又如此热爱故乡和深入客家人的生活,所以他才能表现出以革命为代表的客家文化的现代性,才能把生活在“围龙屋”中美丽健康的客家儿女写得那样鲜活可爱,如进过列王府的粟子,黑黑瘦瘦的女孩青苹,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为了和华北大众文艺相呼应,为了配合解放战争,滞留香港的一小批广东作家,发起了一场方言文学运动,梅县人楼栖等左翼作家不是用客语就是用潮语、粤语写作。事实证明,这些方言创作读者无法看懂,是典型的缺乏现代性的小众化之作。谢友祥没有走这条老路,而主要用标准汉语写作。但为了让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也为了增加乡土色彩,谢友祥在小说中运用了不少客家方言,如“鸡金”,怕读者不懂专门用括号注明是“鸡肫”。至于“茅寮”,则不加注解,因为一般读者均能猜得出是茅屋之意。在叙述语言中,也有“犁耙辘轴样样会,使牛打马只得闲”这种流行于粤东客家的顺口溜,书写它是为了增添作品的泥土气息。

在民俗描写中,谢友祥写得最传神的是“撑船阿哥没老婆,雨淋日晒走江河。遇到顺水还过得,遇到上滩背驼驼”一类的客家山歌。这里讲的客家山歌,首先是一个美学观念,其次是作家观察社会、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是作家对人生的态度和建构客家文学的一种必要手段。

严格说来,《血日苍茫》所描写的太平天国历史虽有一定的史实作根据,但其写作策略存在着去历史化的倾向。正是作者的选择和加工,尤其是客家文化文本内因的影响,使《血日苍茫》成为一段正史上从无记载的传说,使作品能成功写出一个深埋于尘土却足以惊天动地的悲壮故事,并用各种艺术手段刻画了一群从未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太平天国官兵。在这里,“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价值”,成了必然的选择。

广东的客家文学,先后涌现了程贤章、谭元亨等指标性的人物。在新世纪,随着作家队伍的代际更新,急需出现挑战客家文学传统书写的新生力量。此时谢友祥躬逢其盛,应运而生,其机遇和贡献正在于从传奇故事中带出精彩的现代性文化叙述,对太平天国存在的原因做出解构和新的探讨。他和程贤章不同的是,不以现实题材而以书写客家人的历史创伤著称,并以客家文化遭遇太平天国取胜,从而显示出广东客家文学现代性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当然还有竞争力。

免责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重庆微发布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重庆微发布公众号

广东客家文学的现代性

广东客家文学的现代性

  • 羊城晚报 ·  · 
轻松自制 客家小吃花生糍粑

轻松自制 客家小吃花生糍粑

  • 重庆微发布 ·  · 
数据加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