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数百幅老照片讲述上清寺百年

重庆晨报 2017/4/26 16:46:25

这里曾经是重庆开埠时期西方教会聚集之地,也曾是抗战时期达官显要名人高士汇聚之所,更是解放后重庆城政治经济体育文化中心之一。一栋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老建筑让如今的这个片区拥有了重庆城最美丽的街道——这里就是位于渝中区的上清寺。

4月26日,《百年上清寺》影像展在渝中区中山四路王琦美术馆与市民见面,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重庆开埠时期外来教会照片的数百幅老照片,为市民们讲述了上清寺百年以来的历史。持续到5月14日的展览将免费对市民开放。

展览主要策展人之一王远凌说,此次影像展清晰地讲述了上清寺萌芽于开埠时期的西方教会聚集,诞生于潘文华第一次拓城,兴起于战时首都时期国民政府迁址于此,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设立再次确立了上清寺“重庆大脑”的历史地位,围绕着上清寺地区逐渐修建起人民大礼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大田湾体育场三大主体建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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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寺机缘巧合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时至今日,“最美街道”中山四路、“最美小巷”嘉西村将上清寺老城容光焕发地重新带回大众视野。渝中区正在高品质实施的城市更新工程也即将让“传统风貌区”充分展示母城记忆,让“山城老街区”留住城市乡愁,让“特色老社区”道述市井余韵,让包括嘉西村在内的三十处老街区老社区再次焕发青春和新颜,让生活其间的老百姓感受更舒逸平静的安乐生活。

王远凌说,在搜集老照片的时候,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虽然上清寺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它的图片资料并非很多,展览图片和影像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联线、重庆设计院等市级公立机构;中国邮政、中国电信、美术公司等历史悠久的企业;美国生活杂志、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瑞士摄影基金会、盖蒂图片社等国际图片机构以及收集自民间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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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以变迁的历史为线索分为四个章节:清末传教、民国新城、抗战中枢、重庆大脑。以上清寺的城市风貌、景观、平民生活为对象,梳理出了一条浓缩的城市变迁之路,有左右时局的名人故居、有百年之前市井平民、有难得一见的设计原稿、有嘉陵江畔羊肠小道。

新闻纵深》

上清寺得名寺庙在哪里?如今口腔医院附近

偌大的重庆城里有不少以寺庙为名的地方,比如罗汉寺,再如华岩寺,除此之外还有上清寺……作为地名来说,重庆人对上清寺再熟悉不过了。但若真要刨根问底,“上清寺这个寺庙在哪里?”恐怕十有九个重庆人都会一无所知。

“上清寺,真有寺?”一本重庆的本土小说《失踪的上清寺》,数年前将上清寺重新带回人们的视线。小说的走红,也让新生代的重庆人了解到,上清寺不仅是一个地名,曾经确实有一个寺庙的存在。那么早已湮没在历史车轮中的“上清寺”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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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凌说,经过他们对相关专家的走访得知,“上清寺”的寺庙建于明代,曾经香火鼎盛。

在明嘉靖以前,上清寺附近多是田土、坟冢和大小丘陵,人烟稀少。直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这里的一位乡绅在今天的天坛新村和口腔医院的位置建起一座“三清庙”,占地400多平方丈。庙内建筑雄伟,内有三清大殿,包括上清观、太清观和玉清观。

“其实最初寺庙不叫上清寺,而是上清观。”王远凌说,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寺庙香火旺盛,众多善男信女前来朝拜。因地处嘉陵江边,得舟楫之便,远近的客商便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在此销售石灰、柴草、家畜等生活物资,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集市口岸,日益繁盛起来。

后来上清观成了上清寺,玉清观也成了玉清寺,太清观也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老君洞。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用“上清寺”这个称谓来称呼这一地区,于是“上清寺”便逐渐成为这一带的总称,并沿用至今。

1924年刘湘占据重庆,在上清寺一带开山放炮,平坟填土,开辟市场。1925年,刘湘与贵州袁祖铭仔上清寺一带打仗,寺内的神像被捣毁大半,自此,上清寺日渐破落,后来有人干脆把空寺庙改作堆油库房。

抗战时期,寺内入驻市警察局上清寺分驻所,将庙堂改为办公之用,上清寺从此名存实亡。解放后,邮政局又把这里当作二食堂,直到文革时期,庙堂被完全拆除,踪影全无,惟留一个上清寺的空名载入重庆地名志。

上清寺江边的纱帽石的题刻你看过吗?

相信一提起白鹤梁水下题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可是就在主城区就有这样一处位于江边的题刻石你又知道吗?这块石头就在上清寺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下,它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纱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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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展览中,纱帽石的图片也出现在了展厅之中。王远凌说,这块位于嘉陵江边的巨石身高足有13米,宽约11米,厚约9米,最早被称为岩阴石,后来因为它的形状类似纱帽,大家就开始叫它为纱帽石。

在这块石头上,可有“董公死难处”五个大字。为何会有这么奇怪的题刻呢?据《大清一统志·重庆府·人物》记载,石头上刻的董公,姓董名尽伦,明天启年间,因后金犯边,明军不敌,朝廷募川兵援辽,引发叛乱,此时,闲居的董尽伦倾资募兵,率子弟平叛,在杀敌时不幸殒命。

叛乱平复后,明吏部侍郎倪斯惠之子倪天和在重庆写下“董公死难处”五个大字,命人刻在嘉陵江边的一块巨石上,以纪念壮烈殉国的董尽伦。这块巨石的位置,就是当时董军伦渡江登岸抗敌的大约位置。

在随后的清代乾隆、光绪年间,又有人在纱帽石上陆续留下了十余条题刻,悼念董尽伦,但可惜的是,因为长年风化,这些字词已经无法看清。

如今,这块题刻已被列入重庆市渝中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之中。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甘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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