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梁匾额的沧桑岁月

铜梁网 2017/5/12 16:29:02


清乾隆五年 “ 杖朝耆年” ” 祝寿匾

匾额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融语言、书法、美术、雕刻于一体,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身。它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部鲜活的木质档案。千百年来,无论是君王对臣民的赏赐,官吏对下属的嘉奖,还是文人雅士的警勉自励及民间的礼尚往来,匾额都以其凝练的文辞、精湛的书法、深邃的寓意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同时,匾额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

匾额文化记录着中国历史的变迁,记录着我国文化的传承,记录着世世代代的绵延。追溯匾额文化的历史源头,可谓历史悠久、耐人寻味。以现有的书籍、材料为凭证,匾额孕育于先秦,萌发于汉魏,成长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据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考证,最早出现匾额的时间是汉高祖六年,萧何题写“苍龙”、“白虎”两关之匾额。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匾额从宫中殿堂、轩榭庭舍内文人雅士的专属标志,走向商铺门户、街头巷尾甚至乡间村野的寻常百姓家,用作家族的门牌、姓氏标志,体现家风、褒奖功德。

在铜梁馆藏匾额中,清代木匾较多,计有300多件,多为历任县令题写。现存最早的有乾隆五年祝寿匾“杖朝耆年”匾。到了民国,仍然传承着清代匾额习俗,著名作品有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于1935年题写的“茂德遐龄”匾,国民党元老“近代草圣”于佑任于1945年题写的“贤母天荒”匾和“福寿康强”匾等。

铜梁匾额作为中华匾额的一个分支,既秉承了中华匾额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十分浓郁的地域特色,它以凝练的文字浓缩了深邃的铜梁文明,在中华匾额文化中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独树一帜,散发出独特的光彩和魅力。

铜梁匾额发现于32年前,多数来自原平滩人民仓库。平滩人民仓库中为何保存有如此多的木匾?这里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



于右任题 “ 贤母天荒” ” 匾

发现 重见天日

1985年4月初的一天,原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叶作富途径平滩人民仓库。这座仓库原为张家大院,距铜梁县城西15公里,建筑别致、规模壮观、保存完好。文物工作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怀着好奇心走进了仓库。突然,一块金匾映入了他的眼帘,在初春的阳光照耀下,匾上“庆洽萱闱”四个金字闪闪发光,落款时间竟是大清光绪五年。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叶作富细细查看了整个张家大院(仓库)的53间木仓,总共发现大约500余块木匾。至此,这一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在静躺了35年之后终于走进人们的视线。

这批古匾为何出现在平滩人民仓库,说起来也属偶然。民国初年,铜梁“大绅粮”张泽普用三年时间在离平滩场半公里的河畔小丘修建了一座占地1.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335平方米的家宅大院。解放后,其后人将张家大院捐给了人民政府。1950年,政府决定将该院建成粮库,而建粮仓需大量干木用作仓顶和仓底,修建人员提议把宽大厚实的古匾作为修仓的现成材料。县里迅速组织人力四处征集木匾,就这样,一大批各地木匾陆陆续续运到张家大院,成为粮库充当放粮食的木隔板。熟料,此举让这批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躲过了“文革”破四旧的灾难性毁灭,从而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征集

留住历史

在平滩人民仓库发现的这批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保存完整的匾额,后来整理出364件馆藏精品,包括2件国家二级文物和107件国家三级文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国家文物局同意将平滩粮仓所有木匾征集到铜梁博物馆。在地方政府和各级文物部门的努力和粮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平滩粮仓的300多块珍贵木匾于2009年全部入藏铜梁博物馆。期间,文物部门继续征集民间流散木匾,使铜梁木匾馆藏不断丰富。

散落民间的匾额,需要一方方地收集。“我们在老巴川东郭乡一农民家发现的一块匾额,被用作房屋的隔板。农村条件差,木匾上的烟垢起码有两厘米厚。”区博物馆馆长张泽春说,征集回来,这块匾清理出来后很漂亮,就是现在展厅展出的“辉映平阳”匾。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泽春得知安居有位姓李的文物收藏者,其手中有三块与安居历史有关的古匾。张泽春说,当时外面有人来收购,他准备卖出去,我们及时跟他联系,希望他把匾留在铜梁。后来博物馆把这三块匾征集回来,经过专家鉴定,有两块为国家二级文物、一块为国家三级文物。

向民间征集匾额工作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一批“拾金不昧”、“天地君亲师位”、“进士第”等匾额由群众零星捐出。

县内名士陈昌,曾撰写《铜梁光绪县志》。其后人陈殿禄、陈殿济两兄弟住在虎峰镇天夕场陈昌老宅院,临河而居,院子常遭遇洪水,家里很多值钱的东西都被水冲走,唯独陈昌的遗物,如书籍、笔墨尤其木匾等均保存了下来,可见他们对先辈遗物是何等珍惜。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工作者在他们家中看到了珍藏一百多年的陈昌遗物、“进士第”和“钦点二甲进士”火焰匾,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将匾捐给博物馆保存。说此话时,其实工作人员心里也没底,因为毕竟是人家的祖传珍宝啊!可没想到的是,两兄弟商量片刻后,就抬来凳子,将挂在堂屋的木匾悉数取下来,并郑重地说,我们保存这些古物历尽艰辛,现在国家需要,一定全力支持。



清乾隆五年 “ 杖朝耆年” ” 祝寿匾

修复

焕然重生

潮来潮往,时事推移,匾额作为一种积淀了我们情感认知、濡养我们审美趣味、承载着我们灵魂的器物,也无可逃避地经历过兴衰沉浮。尤其在上世纪中叶,木匾在这一时期被视为封建残余,基本被废作它用,有的成为教室的黑板,有的成为食堂的案板,有的成了猪圈的圈板,有的则在斧削刀砍下变成柴火而灰飞烟灭。

“有些匾年代久远,在收藏前就有部分损坏。因此,我们征集回来的很多匾受损都很严重。”张泽春说,可以想象,它们曾经经历了怎样的荣耀,又怎样被遗弃,它们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在开展征集工作的同时,铜梁文物部门多次聘请市博物馆文物专家,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采取多种手段,对部分珍贵匾额进行修复。

登记造册、文字考证、针对每块匾制定修复方案、专业清理和修补……匾额的修复过程繁复而琐碎,精密而细致。

于佑任题写的“福寿康强”匾在平滩仓库时,由于房屋漏水,腐蚀得非常严重,木材都朽了,只余一层薄薄的土漆,所幸字还未掉。这块木匾的修复难度异常大,文物专家采用文物专用加固技术,先后花了十多天时间,才修复好这块匾。

文物专家、木雕艺人、老漆工、美术方面的人员等10多人,前后花费近3个月时间,修复木匾170多块。其中的精品在展厅展出,无法修复的残匾作为资料保存。

展出

绽放光芒

1995年5月,原县政府在城区武庙创建铜梁博物馆,同时在武庙环形走廊布置铜梁匾额展,称为“匾廊”。

2000年10月,新建的铜梁博物馆投入使用,馆内开设了匾廊展厅,第一次从平滩人民仓库中取回木匾100块用于举办展览,展厅取名“中华第一匾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匾额展览。国家文物局对此极为重视,副局长郑欣淼一行专程来铜梁主持开馆及剪彩揭牌,他观展后称:“中华第一匾廊,名副其实。”

“在展出时,我们还有意识地展出了几块残匾,其目的是表现文物在流传过程中的多舛命运,昭示着文物保护永远在路上。”张泽春说。

2010年9月,新建的铜梁匾额博物馆投用,铜梁古匾移居新址,全新展出精品匾额112块,1400平米的木匾展厅,气势宏大,古朴典雅,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参观者、旅游者和研究者,对提升铜梁文化品位和拓展匾额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于佑任题“福寿康强”匾。



蒋介石“茂德遐龄”匾。



清光绪“告厥成功”匾。

每块匾都述说一个故事

走进“铜梁匾额博物馆”,上百块散发着楠木、柏木香气的匾额,泛着岁月打磨的光泽,引领着人们走进先辈们吉祥祝福、歌功敬德、正风俗、厚人伦的悠悠岁月。

这些匾额,岁月最长者是清代乾隆五年的“杖朝耆年”祝寿匾,有270多年的历史了;匾形最大者,是清代光绪年间的“告厥成功”匾,长4米、宽1.63米。铜梁匾额内容丰富,可分为功德声望、婚喜寿庆、贞节贤孝、宗教祠堂、书斋堂号、教泽类等。这些匾额涉及铜梁历史上多任知县以及民国时期国民党领袖蒋中正和重要人物于佑任、熊克武、喻培隶、李萼、陈达三等。

匾,是一段历史的记载,一块匾就是一个故事……

“琼江书院”匾为清代翰林吴鸿恩亲自书写。1870年,父亡,吴鸿恩回乡奔丧,知县邵坤仰慕其人品、才学,1878年亲自聘请他执掌琼江书院,吴鸿恩欣然题写院名“琼江书院”,并制成匾悬挂于书院大门处。他执掌书院五年,学子接踵而至,其悉心教学,终日无倦容,书院文风斐然一变,人才辈出。1902年知县将琼江书院、巴川书院合并为巴琼书院,1907年,建成铜梁高等小学校,为现铜梁中学的前身。

“进士第”匾是清同治进士陈昌中进士后,官府差人报喜所送的匾,陈家悬挂匾于正堂之上,以光耀祖宗。

“庆洽萱闱”匾,意思是祝贺杨母家庭和睦。此匾是光绪五年族亲送给刘母杨氏的七十大寿寿匾,由光绪五年铜梁正堂(赵县令)书写。杨氏是上了县志的人物,她19岁出嫁,26岁亡夫,孝公婆,抚小姑,养孤儿,用柔弱的双肩苦撑家庭30年。后来小姑嫁得如意郎,儿子中举成才,杨氏品行成为一方楷模,70寿至,人生向晚,族亲集体送贺匾。赵县令被杨氏的事迹感动,所以亲自为她题写匾额,从政治上讲,也有教化一方的目的。

“茂徳遐龄”匾是蒋中正所赠。这块匾的主人是铜梁人谢鹏章。谢为前清举人,极富文章才华,经前清举人张采清举荐去北京当差做事,后来辗转成了蒋中正的私人秘书和吴佩孚的妹夫。1945年,谢鹏章六十大寿,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赠送了该匾。

“贤母天荒”匾是馆藏祝寿匾中最有价值的一块,由近代草圣于右任所题写。这块匾书法价值极高,这是民国三十四年陈永年送给岳母戴太夫人七十岁的祝寿匾,含义为“祝福贤慧的岳母寿与天齐”,即“万寿无疆”的意思。

“拾金不昧”匾记叙了铜梁旅店老板萧栋梁差小二为安岳李家镇旅客蒋义之送钱囊的故事。蒋义之投宿萧记客栈,以钱囊为枕,鸡鸣即踏着满地寒霜在清冷的夜色中奔向归途,待到天明,猛然发现钱囊丢失,心慌意乱回头寻找,愁云中迎面气喘吁吁赶来一人,将钱囊原物归还。云开雾散,蒋义之喜之不尽,深感萍水相逢,如此情深无以回报,特制“拾金不昧”匾相送,高挂店门,让店家恩德扬名江湖……

这些历经浩劫而幸存的匾额,曾在那个时代,高挂在门顶、厅堂,讲述我们先辈曾经有过的生活。牌匾、祠堂、族谱、书院、家训、婚礼、祭祀、寿诞……先人们一代又一代,自律也自在地完成着这些生活必需的仪式,这些仪式最终化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化成了乡愁,化成了日子,化成了性德,最终化成了一个民族千年的文明。

(记者 闻琼 郑忠巧 采访整理)


清乾隆五年 “ 杖朝耆年” ” 祝寿匾

匾额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融语言、书法、美术、雕刻于一体,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身。它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部鲜活的木质档案。千百年来,无论是君王对臣民的赏赐,官吏对下属的嘉奖,还是文人雅士的警勉自励及民间的礼尚往来,匾额都以其凝练的文辞、精湛的书法、深邃的寓意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同时,匾额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

匾额文化记录着中国历史的变迁,记录着我国文化的传承,记录着世世代代的绵延。追溯匾额文化的历史源头,可谓历史悠久、耐人寻味。以现有的书籍、材料为凭证,匾额孕育于先秦,萌发于汉魏,成长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据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考证,最早出现匾额的时间是汉高祖六年,萧何题写“苍龙”、“白虎”两关之匾额。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匾额从宫中殿堂、轩榭庭舍内文人雅士的专属标志,走向商铺门户、街头巷尾甚至乡间村野的寻常百姓家,用作家族的门牌、姓氏标志,体现家风、褒奖功德。

在铜梁馆藏匾额中,清代木匾较多,计有300多件,多为历任县令题写。现存最早的有乾隆五年祝寿匾“杖朝耆年”匾。到了民国,仍然传承着清代匾额习俗,著名作品有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于1935年题写的“茂德遐龄”匾,国民党元老“近代草圣”于佑任于1945年题写的“贤母天荒”匾和“福寿康强”匾等。

铜梁匾额作为中华匾额的一个分支,既秉承了中华匾额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十分浓郁的地域特色,它以凝练的文字浓缩了深邃的铜梁文明,在中华匾额文化中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独树一帜,散发出独特的光彩和魅力。

铜梁匾额发现于32年前,多数来自原平滩人民仓库。平滩人民仓库中为何保存有如此多的木匾?这里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



于右任题 “ 贤母天荒” ” 匾

发现 重见天日

1985年4月初的一天,原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叶作富途径平滩人民仓库。这座仓库原为张家大院,距铜梁县城西15公里,建筑别致、规模壮观、保存完好。文物工作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怀着好奇心走进了仓库。突然,一块金匾映入了他的眼帘,在初春的阳光照耀下,匾上“庆洽萱闱”四个金字闪闪发光,落款时间竟是大清光绪五年。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叶作富细细查看了整个张家大院(仓库)的53间木仓,总共发现大约500余块木匾。至此,这一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在静躺了35年之后终于走进人们的视线。

这批古匾为何出现在平滩人民仓库,说起来也属偶然。民国初年,铜梁“大绅粮”张泽普用三年时间在离平滩场半公里的河畔小丘修建了一座占地1.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335平方米的家宅大院。解放后,其后人将张家大院捐给了人民政府。1950年,政府决定将该院建成粮库,而建粮仓需大量干木用作仓顶和仓底,修建人员提议把宽大厚实的古匾作为修仓的现成材料。县里迅速组织人力四处征集木匾,就这样,一大批各地木匾陆陆续续运到张家大院,成为粮库充当放粮食的木隔板。熟料,此举让这批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躲过了“文革”破四旧的灾难性毁灭,从而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征集

留住历史

在平滩人民仓库发现的这批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保存完整的匾额,后来整理出364件馆藏精品,包括2件国家二级文物和107件国家三级文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国家文物局同意将平滩粮仓所有木匾征集到铜梁博物馆。在地方政府和各级文物部门的努力和粮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平滩粮仓的300多块珍贵木匾于2009年全部入藏铜梁博物馆。期间,文物部门继续征集民间流散木匾,使铜梁木匾馆藏不断丰富。

散落民间的匾额,需要一方方地收集。“我们在老巴川东郭乡一农民家发现的一块匾额,被用作房屋的隔板。农村条件差,木匾上的烟垢起码有两厘米厚。”区博物馆馆长张泽春说,征集回来,这块匾清理出来后很漂亮,就是现在展厅展出的“辉映平阳”匾。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泽春得知安居有位姓李的文物收藏者,其手中有三块与安居历史有关的古匾。张泽春说,当时外面有人来收购,他准备卖出去,我们及时跟他联系,希望他把匾留在铜梁。后来博物馆把这三块匾征集回来,经过专家鉴定,有两块为国家二级文物、一块为国家三级文物。

向民间征集匾额工作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一批“拾金不昧”、“天地君亲师位”、“进士第”等匾额由群众零星捐出。

县内名士陈昌,曾撰写《铜梁光绪县志》。其后人陈殿禄、陈殿济两兄弟住在虎峰镇天夕场陈昌老宅院,临河而居,院子常遭遇洪水,家里很多值钱的东西都被水冲走,唯独陈昌的遗物,如书籍、笔墨尤其木匾等均保存了下来,可见他们对先辈遗物是何等珍惜。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工作者在他们家中看到了珍藏一百多年的陈昌遗物、“进士第”和“钦点二甲进士”火焰匾,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将匾捐给博物馆保存。说此话时,其实工作人员心里也没底,因为毕竟是人家的祖传珍宝啊!可没想到的是,两兄弟商量片刻后,就抬来凳子,将挂在堂屋的木匾悉数取下来,并郑重地说,我们保存这些古物历尽艰辛,现在国家需要,一定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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