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摆摆 | 战时重庆故事•饮食篇:冯玉祥请苏联大使啃馒头喝稀饭!学生贷款吃“八宝饭”

新华网 2017/5/6 9:10:54

在战时的重庆,食物的获取十分不易,吃的条件有限。想晓得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官员的菜谱吗?他们啷个宴请客人?当时的“八宝饭”又是啥子?来听小编吹垮垮,摆龙门阵。


过去我们熟知一种说法: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后方恰成鲜明对照。这种说法似也未必尽然。战时的重庆,在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下,经济环境变得恶劣,人们生活条件日益艰苦,一些官员政要宴请客人都是粗茶淡饭。

顾维钧提到嘉陵宾馆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会:“在嘉陵宾馆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为国民参政员举办的宴会。我们吃了一顿既经济又富于营养的饭。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顾维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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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晚年顾维钧

在重庆时,冯玉祥常常请人吃饭,被请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记中隔数日即有此类记载,但所用食材似较为俭省,因此他曾对苏联大使宴客食物之丰盛称羡不已:“晚7点30分,苏联大使请吃饭,真是烟酒充足,菜又丰富。咱们请他吃饭,也不过是馒头、豆包、稀饭,菜不过几盘。今日看到他的一切这么丰富,我有点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可是他请我是他全国的钱,我请他吃饭是我自己的钱,我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难过,把以前的惭愧的颜色,完全都除去了。”

而他自己及孔祥熙的请客亦是如此:某晚7点,“警报解除了,庸之先生请吃饭到行政院,菜也很简便”。另一次“散会后聚餐,每人一碗大锅菜和馒头,别的也没有什么。”(《冯玉祥日记》第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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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抗战时期冯玉祥在重庆

这期间,冯玉祥时有资助乡间邻里的贫困之人,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但有些开支则能省就省:“报载马相伯先生逝世,本来想发电报吊唁,并安慰其家属,可是没发电报,发了一封快信,因为什么呢?电报每一个字须6元,要是有50个字就得300元,因为我是穷小子,所以没发电报。”(《冯玉祥日记》第5册,1939年11月6日)

1942年,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学生“吃饭靠贷金。八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饭是‘八宝饭’:霉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我替刚从沦陷区来的同学写申请贷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没有不批准的。”(《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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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军政界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 何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女五,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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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微发布”综合新华网重庆频道、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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