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核城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揭秘

北京日报 2017/5/6 11:06:00

金银滩原子城。

王菁珩和妻子饶冬金1962年2月在二二一基地拍摄的结婚照。

二二一基地创业时,领导和职工居住的帐篷。

海拔3000米,是许多人高原反应的临界点。

位于青海省会西宁市北边102公里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500米,如今是青海省最美丽的高海拔草原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数百名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上千名大学生以及数以万计的工人、解放军战士来到这里,隐姓埋名地奋斗了30多年,将金银滩建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一座名副其实的“原子城”。

原子城有一个高度保密的名字——国营二二一厂。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和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的首颗氢弹,都是在这里研制出厂的。30多年间,二二一厂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核工业前行发展的每一步,它更是“两弹一星”和“四个一切”核工业精神孕育、形成的摇篮之一。

如今的金银滩不再是军事禁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里早已恢复了草原的美丽风貌,成为了海北州著名的旅游和度假胜地。

“前方”在那里

1960年10月,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的一间大教室里,108名航空发动机工艺专业的毕业生正在等待校领导宣布工作单位分配名单。

王菁珩就是其中一员。

作为二二一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再次回忆起50多年前自己等待毕业分配时的心情,他告诉记者,“当时每一个人都很平和、宁静,没有任何不安,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没想过这里或那里有什么分别。”

他还记得名单念到最后,校领导说:“王菁珩等四人分配到遥远的西北,到核工业系统工作,具体单位、地点,我也说不清楚。”

当时,核工业是什么,王菁珩的心中都还是一片空白。

几天后,他顶着寒风,穿过田间小道,和几个同学一道去北京第九研究所(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报到。接待他们的同志热情地介绍说,目前所里除了开展一些基础科研外,所有人都到“前方”参加基地的筹建工作。

“前方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单位?”王菁珩和几位同学异口同声地问道。

王菁珩回忆,当时那位同志对于“前方”的回答,是西宁市胜利路105号,一个叫做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的单位,其他的情况,对方一概没说。

带着一头雾水,王菁珩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告别了家人,在前门火车站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此时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个怎样艰难又伟大的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武器成为大国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一再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阴云密布在新中国上空。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 回到了北京。此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此次他回国的目的,正是为了新中国核工业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钱三强曾经秘密通过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先生在法国购买了一些仪器和图书。约里奥·居里不但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而且是著名的和平卫士,他对中国人民抱有同情态度。他曾托中国科学家杨承宗带话给毛泽东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就必须要有原子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科学。他从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角度,对核战争做出了深刻分析。

于是,在1955年11月,一届全国人大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3年后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核集团公司),主管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宋任穷任部长,刘杰、钱三强任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同时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兼任所长。

这是新中国最初建立的原子能机构。很快,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愿望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1957年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中规定:为培养设计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干部和生产原子核武器的专家,苏联政府保证供给中国生产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带有训练使用和战斗用的成品样品……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研究原子弹结构的设计院(代号二二一)。

“二二一”这个代号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最高机密的文件中。

同年10月下旬,第三机械工业部和苏联设计总局签署了《二二一厂工程项目设计任务书》和《二二一工程项目设计工作明细表》。根据这两份文件的内容,二二一厂应该由三机部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共同进行初步设计。

厂址的选择,是工程设计的第一步。三机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组成小组共同完成选址工作。

选址工作从1957年10月开始,历经7个月时间。其间,195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三机部九局(核武器局),也就是王菁珩去报到的地方。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和基本建设,由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李觉将军任局长。

李觉出任九局一把手不久,二二一厂的选址工作经过初选、勘查、定点三个阶段,大家最终把目光聚焦在遥远的青海金银滩上。

为何选定了这里,王菁珩认为,鉴于厂址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安全性和隐蔽性,必须有利于战备;又由于投产后基地要进行爆轰实验,占地面积要很大,还要留有发展空间,另外水、电、交通条件也要好。

金银滩草原距离西宁不远,交通相对发达,运输不成问题。此地水草丰美,具有比较好的水电条件。地处青藏高原,人烟稀少,地域广阔,这些条件都符合对二二一厂址的选址要求。

也正是在这一年,著名导演凌子风拍摄了一部反映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电影,公映不久后忽然被停播。这部影片内容没有任何问题,被停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给金银滩“曝光”太多了:影片取材于发生在金银滩的故事,取景地是金银滩,影片名也叫《金银滩》……

而这时的金银滩,已经成为“绝密之地”,从地图上消失了。

1958年5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批准了“五厂”、“三矿”的选址报告。

二二一厂即为“五厂”之一。作为核武器的研制基地和最后的总装厂,二二一厂在新中国核工业布局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二二一厂对外的名称为“国营综合机械厂”,掩护名称为“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金银滩集结

1958年5月,李觉带着一支20多人的队伍、三顶帐篷、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开始了中国核电人在金银滩最初的艰苦创业。

与此同时,一个涉及近万人的大迁徙,正在酝酿之中。

金银滩被选定为二二一厂厂址,成为军事禁区,也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们必须搬出他们热爱的金银滩草原,另择他处居住。

当时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尹曙生后来曾发表文章,回忆了那次大迁徙。据他文中所称,当时根据二二一厂建厂要求,须搬迁1715户、9325人。除金银滩所在的海晏县本县和湟源县就近安置比较容易,对安置到祁连县的461户、2183人和刚察县的474户、2469人来说,由于路途遥远,迁徙之路十分波折。

1958年10月20日,移民开始。迁到祁连县的移民们在祁连山遇到了暴风雪,牧民赶着十几万头牲畜,拖儿带女,行进得十分艰辛。晚上宿营时,甚至几家人住一个帐篷,一直走了26天,牧民才最终到达目的地。

王菁珩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的牧民们,为二二一厂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把最好的金银滩草原让了出来,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大迁徙完成之后,二二一厂的基建开始了。

第一批到来的并不是科研人员,而是从兰州建筑工程局选调的1200多名职工和2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以及6400名河南支边青年。

他们是金银滩成为军事禁区后的第一批来客,负责完成基地最初的建设工作。

二二一厂刚刚开始筹办的时候,“苏联老大哥”确实给予了诸多帮助。根据王菁珩的了解,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三位专家来华,帮助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在宋任穷的办公室里,三位专家曾为中国的六位部局领导干部讲了一次课,介绍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后来朱光亚将这次讲课内容回忆整理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料。

“这次讲课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起到了引路的作用。”王菁珩说。

然而,就在金银滩上二二一厂紧张筹建之时,中苏友谊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翻船”了。

1959年6月20日,苏联终止了对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撤走了当时在核工业系统的223名苏联专家。

面对中苏关系突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则提出,以苏联撕毁协议时间“596”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激励大家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集结在金银滩,共同完成这个注定十分艰辛的任务,多少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这片草原。

1960年10月,山东省抽调了28名党政干部到二机部,李修福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二二一厂初创时期后勤工作二三事》,回忆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从济宁到徐州,再转乘从上海到西宁的火车,经过数小时汽车的颠簸,他记得到达厂区的那天,正赶上大雪,雪花落在空旷的草原上,而李修福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秋衣,金银滩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寒冷。

刚进厂时,他并不清楚这个厂究竟是生产什么的,只知道要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项目,他心里还很纳闷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样荒凉偏僻的地方。一次,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来到厂里,给全厂科级以上干部做报告。张爱萍将军问:“同志们,你们说来到这个地方好不好?”下面没有一个回答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又不好说出来。

张爱萍接着说:“我知道你们认为这个地方不好,我看这个地方也不好,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海拔高,风沙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这里又是个好地方,因为我们要建的是一个原子能工业基地,只能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空旷地区,才适合建设这样的一个基地。”

明确了来金银滩的目的,李修福和很多中层干部心里不再有任何怨言。

当时二二一厂处于初建阶段,条件十分艰苦。这里地处高原严寒地带,一年中有近半年时间处于寒冷状态,冬装成为人们穿得最多的衣服。

为了抵御严寒,厂领导决定给全体职工统一配备防寒“四大件”——棉大衣、棉鞋、棉帽、棉手套。这项工作被分配到李修福所在的行政处,李修福对金银滩的“寒冷”印象太深刻了,他接到任务后,立刻做计划,第一年需要的数量最大,要一万多套“四大件”。于是,李修福派人到西宁、兰州、西安等城市去购置,不仅买回了“四大件”,还买来大量棉絮、被套等保暖用品。

从此以后,每人一套“四大件”成为厂里的制度,新职工来到二二一厂,都要发一套。

1960年冬天,王菁珩和同学们坐着火车横穿大半个中国,颠簸了40多个小时才到达兰州,又坐了10个小时的“闷罐车”抵达西宁。在西宁,他们领取了“四大件”。

“在西宁等候了一周以后,我们才坐着一辆敞篷货车往厂区开。那天寒风呼啸,一片灰蒙蒙。”他回忆道。

“四大件”让王菁珩挨过了高原的寒冷,但是,更大的挑战是物资极度匮乏之下的饥饿。

当时的粮食实行定量制,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基地上每人每月定量减少10斤,即每人每月24斤,平均每天不到8两,而且都是杂粮,油和肉都很少,也没有青菜,很多人营养不良,饿得面黄肌瘦,身体浮肿。

最困难的时候,一批从黑龙江调来的大豆,解了燃眉之急。

李修福他们最初希望得到西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当时地方上也处于饥荒时期,而且出于保密不能透露二二一厂的重要性,地方的支持难以满足二二一厂的粮食需求。

李觉出主意说,可以到东北去求援,因为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曾是二机部部长,了解二二一厂的情况。

尽管东北的粮食也很紧张,但在宋任穷的直接过问下,196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二二一厂获得了5万多斤大豆。

在三年自然灾害之中,二二一厂先后得到了多次的物资支援。1961年,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聂荣臻了解到西北在建的几个国防单位的困难后,忧心忡忡地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亲自在军委会议上向各大单位筹措粮食,抽调了数万斤大豆、罐头、酱菜等物资,支援基地渡过了暂时的困难。

此外,青海省政府也拨来两万多头牛羊,二二一厂筹建处为此组建了牧场,每年的节日供应职工一些牛羊肉。

刚到金银滩的时候,包括李觉将军在内,所有的人都住在草原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到了1962年底,中央从建工部、铁道部、工程兵等13个部门抽调了15万人的施工队伍,二二一工程才真正全面展开,一年的时间,金银滩上建起了壮观的青海原子城。

二二一厂是中国独立建成的第一个核工业基地,没有任何苏联专家的支持,全部由中国人设计和建造。

初战告捷

1962年冬天,二二一厂的512车间里,王菁珩愁眉不展。他所在的车间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生产一种爆轰探测装置。

“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要从理论上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通过爆轰试验掌握这些规律和技术,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王菁珩解释说。

而他们所要生产的探针,便是为爆轰试验准备的。

此前一年,邓稼先在北京组织理论队伍,凭借四台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日夜连轴转,经过著名的“九次计算”初步完成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在二二一基地建成之前,一个代号“17号工地”的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工程兵靶场,是原子弹研究爆轰试验的主要场地。

二二一厂建好后,九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集聚在金银滩,爆轰试验场地也移到了金银滩。在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所有的原理,任何一个微小的零件,都需要中国的科研人员自主研究设计,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理论设计必须通过爆轰试验逐步完善,所以爆轰试验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确无误,哪怕是一根小小的探针。

“当时,因为探针细长,加工中容易变形,装配后的精度迟迟达不到要求,这让整个512车间的技术人员都愁眉不展。”王菁珩清楚地记得,正在技术攻关最艰难的时候,他在厂房里第一次见到了穿着黑色皮衣的王淦昌。

作为当时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新中国成立后放弃了国外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到祖国。

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一同会见了王淦昌,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王淦昌改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当有人问他妻子,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的妻子总是说:“到邮箱里去了。”因为,她也只知道王淦昌的通讯地址和信箱代号。

撤厂前拍摄的上世纪80年代二二一厂办公楼。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原子弹研制时期二二一厂技术攻关会议。

1978年,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的时候,人们才从新华社的消息里,重新看到了王淦昌三个字。

17年的时间,王淦昌都献给了金银滩,献给了中国核工业。

而在1962年冬天,正在为爆轰试验紧张做准备的王淦昌,身负着巨大的压力。看到大家正在为探针加工的问题热烈讨论,他并没有增加年轻技术人员的心理负担,只是微笑着走过去,详细介绍了部件的工作原理和关键技术要求,还风趣地说:“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像你们这样的分析和试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王淦昌的话给了大家莫大的鼓励,经过数次试验以后,探针的问题解决了,王菁珩他们终于加工出了合格的产品。

“当时在厂里,像王老这样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有不少,但是二二一厂的风气很好,大家都没有架子,只是埋头苦干。”王菁珩回忆道。

此时,在第二生产部的201车间,技术人员生产出了草原的第一个炸药部件。1962年12月20日,二二一厂打响了草原爆轰试验的第一炮。

1962年底,二二一厂的爆轰物理实验取得重大突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和点火装置研制都有了迅速发展。

然而,对于596工程来说,这只是初战告捷。在此后的两年中,更多的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二二一厂,此时的国际形势,却愈加乌云密布。

紧张空气

1962年9月,在原子弹理论设计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二机部提出“两年规划”,要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为此,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专委会设立的目的,是组织协调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部队、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协作攻关。

金银滩迎来了又一个“集结高潮”。

1960年和1962年,从中科院、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抽调了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知名专家,知、黄国光等126名高中教授、工程师充实设计、试验和制造队伍。

金银滩上更大规模的集结出现在1963年和1964年,这两年分配的大中专学生1600多人来到了二二一厂,把他们的青春和梦想留在了这里。

原二二一厂的高级工程师陈飞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到达金银滩的。

陈飞1964年毕业于清华无线电半导体专业,他是班里最早被中央组织部要走的人,当时陈飞只知道自己“为了国家需要”要去青海,具体干什么,他并不清楚。

当年8月,金银滩最美丽的季节,陈飞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毕业生一起,来到了二二一厂。

此时,也正是国际形势最紧张的时候。

1963年7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条约,企图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曾策划运用卫星和间谍飞机深入到兰州附近刺探中国的核设施,甚至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在二二一厂,工程兵部队建造了多处地下掩体和地下指挥所,其中地下指挥所能够对1000磅炸药的袭击。

因为原子弹的研制事关国家最高的安全利益,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要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所有进入二二一的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保密”。

王菁珩记得自己初到二二一厂时,由于当时厂里的人还不多,只是被保密部门叫去进行了谈话。后来人越来越多,厂里就专门制定了保密规定,贴在每个办公室里。

王菁珩每天上班前,都要到车间的保密室领取自己的保密包,将一天的科研、生活记录在保密本上,科研总结只能写在科研报告纸上,这些都要装进保密包里,下班时统一交回。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下班前要召开小组会,对保密包进行对照检查和清理。

“当时各个技术小组之间是不发生横向联系的,有关问题的协调,通过车间来沟通解决。”王菁珩说。

1961年,王菁珩和同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妻子饶冬金恋爱、结婚。他们分在不同的科室,平时回家后,大家都十分自觉,从不谈论各自的工作。

在二二一厂,保密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

陈飞的妻子因为不在基地工作,甚至到结婚的时候,都只知道丈夫在青海,具体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她都不知道。

在二二一厂,因为泄密而被处理的案例也是有的。王菁珩说,曾有一个职工在外面和同学见面时,跟对方说出了二二一厂的性质、地点。结果对方的父亲竟然是一名特务嫌疑人,给二二一厂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此人后来受到严重处罚,被判了刑。

除了严格的保密规定以外,为了加强基地的保卫工作,青海独立师六团专门负责基地车间、工号、实验室、哨所警卫和禁区的骑兵巡逻。兰州部队高炮十三师驻守基地的周边,负责空中警戒。

基地内部的保卫、警戒工作也极为严格,各个要害车间、工号、实验室都有持枪的战士站岗值勤,工作人员要有盖着车间、工号字样的通行证才能进入。

此时的二二一厂,已经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小社会。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青海省人民政府矿区办事处”,由公、检、法、邮电、银行等部门建成了一个科研与生活合一的联合体,真正成为了一个“小城市”。

与此同时,在二二一厂以外,其他核工业厂也陆续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和生产任务。

多厂配合作业,完成了从铀矿勘探、开采到最终生产出原子弹的核心部件的全过程。决战到来

1963年初,王菁珩调到102车间筹备组,他被通知将要正式接触核材料。

当时在二二一基地,由于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里是生产原子弹的基地,大家对核材料的了解很少。

王菁珩听有的同志说,接触核材料会造成终生不育,刚刚新婚不久的他心里不免有些打鼓。

于是,他便找到主管技术的宋光洲副厂长,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宋光洲拉家常似地告诉他,放射线是可以防护的,控制在一定剂量之内,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更不会终生不育。

王菁珩吃了定心丸,一进入102车间,他就感受到了高度紧张的工作氛围。

这里是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的精加工和内球组合件的装配车间,是二二一厂最核心的部门。

铀材料在加工中,切屑极易燃烧,必须在强冷却的条件下进行作业,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102车间的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像雕刻一件艺术品一样,紧张而有序地对原子弹最核心的部分进行最后的装配。

同一时期,九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郭永怀带着设计部的主任龙文光以及若干科学家,连续多日坐着解放牌卡车,自带干粮到四厂区进行力学和环境试验,为地面核试验设计了引爆控制系统。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1964年6月6日,二二一厂决定在六厂区的610工号,进行全尺寸爆轰模拟出中子试验。这次试验除了活性材料用代用品之外,全部使用真品,是一次真正的模拟试验。

原子核物理及高能物理学家唐孝威参与了这次重要的试验,他后来撰文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日爆炸一结束后,他就把示波器底片送回实验室冲洗,当在暗室中洗出底片,看到上面清晰的脉冲波形,唐孝威心里知道,试验成功了。

他拿着底片冲到总厂的会议室,九局的领导都在会议室里,大家一片肃静。唐孝威大声宣布:“测到信号,试验成功!”顿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次试验的成功,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被称为原子弹冷实验。

为了纪念原子弹冷实验的成功,张爱萍还在现场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修道炼丹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在这个1964年的夏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横空出世,已近在眼前。

二二一厂成功完成了原子弹的总装任务,最后一项工程,是送“老邱”赴沙场。

王菁珩解释说,“老邱”是二二一人对第一颗原子弹的别称,它的弹形如球体,因此得名。

“老邱”在运送前被分成了两部分,分别用飞机和火车运送。周恩来亲自下令,把运载核弹的列车定为一级专列,并按照最高级别实施警卫。

1964年9月26日,运送“老邱”的一级专列从二二一厂西北角的上星站启运。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进行了专门筛选,以防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此外,所有横跨铁路的高压输电线临时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沿途,解放军战士在铁路沿线日夜巡逻。专列经过的站台上,铁路民警和地方公安保卫人员几步一岗地守卫,沿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部门领导和各铁路局公安处长,精心护送列车,并随时汇报情况。

大家都如履薄冰,严阵以待,就怕在核弹运送过程中出现任何一点问题。

专列途经西宁、兰州、哈密后,10月2日到达了乌鲁木齐,并连夜运至乌鲁木齐机场,由一架改装的伊尔-12飞机运抵罗布泊试验场附近的开屏,通过直升机把核弹送到靶心——装载第一颗原子弹的701铁塔下。

与此同时,高浓缩活性材料部件也在公安部和二机部领导的亲自押送下,乘军用专机直接运到了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场。

在铁塔的半地下装配车间里,第一颗原子弹进行了最后的总装,而后由卷扬机吊至701铁塔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顿时成为一片欢庆的海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嘲笑中国“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的赫鲁晓夫,就在头一天灰溜溜走下了苏联的政治舞台。

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二二一厂却依然是那么宁静,并没有太多庆祝的气氛,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上的号外消息,很多人才后知后觉:“啊!我们做的居然是制造原子弹的工作!”

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基地不少单位和职工,并不知道原子弹装置是从这里研制、总装出厂的。

几天后,中央派来了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春雷文工团”到二二一厂慰问,文工团每天演出两场节目,话剧和歌舞剧轮换演出,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对原子弹爆炸的庆祝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二二一厂的人们正在闷头紧张地进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1965年1月,毛泽东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实际上,九局对于氢弹的研究早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就开始了。

1960年,钱三强在原子所组成以黄祖洽、于敏为正副组长的“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开始了热核反应机理的研究。

1965年,在二二一厂,大家最终确认了于敏等人提出的利用原子弹作为“扳机”来引爆氢弹的原理方案合理、可行。1967年2月,中央决定,要赶在法国之前爆炸我国的第一颗氢弹。

6月5日,二二一厂承担研制的氢弹完成总装、联试。

12天后,空军轰炸机飞到靶心上空,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被准确投下,成功爆炸。

赶在法国之前,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也是研究周期最短、花费经费最少的国家。

1958年,毛泽东曾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从1958年毛泽东的预言算起到氢弹空投爆炸的成功,仅仅用了九年。

这种预言并不是凭空猜想,它是全国人民大力协同、金银滩上数万人谱写的一部英雄史诗。

化剑为犁

“两弹”辉煌之后,二二一厂同样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冲击,当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金银滩一望无际的草场时,二二一厂却迎来了历史新的选择。

1987年的一个夏夜,王菁珩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转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部青海二二一厂的指示》的40号文件,二二一厂面临一场重大利益的调整和考验。

1984年,二二一厂实行厂长负责制,王菁珩被任命为厂长。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二二一厂的最后一任厂长。

事实上,在两弹爆炸成功以后,二二一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和九局的“分家”。

王菁珩介绍,1964年,九局搬迁到二二一基地与厂合并,组建了第九研究设计院,和二二一厂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从1974年1月1日起,九局一分为二,研究院迁往四川,二二一厂重新划归核工业部和青海省双重领导。

二二一厂主要的任务,也由研制原子弹转向核武器和地面设备的批量生产,中国的第一代核武器就出自这里。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央经过研究分析,认为15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作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二二一的军品生产任务也大大缩减。

“二二一厂所在的地区条件艰苦,军转民的路子也走不通,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王菁珩说。

他虽然对二二一厂的撤厂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到了这一天,作为一个把自己一生交给金银滩的老二二一厂人,他心中难免伤感。

更大的问题是撤厂具体步骤和人员安置问题,当时二二一厂有近万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算上家属有三四万人,这些人该何去何从?

在后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王菁珩和其他几个厂领导考察了10个省区的20多个城市,最终确定将职工集中安置在廊坊、潍坊、合肥、西宁等地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和政府机关。

中央很快批准了二二一厂的人员安置办法,数万人即将离开他们耕耘了一生的金银滩草原。

在二二一厂撤厂前,大家合力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最洁净的草原还给金银滩上的牧民。

撤销核武器基地,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首次,与人员安置同样重要的,是对基地的污染治理。

从接到撤厂任务开始,历时5年时间,在国家多次组织的专家指导下,二二一厂的员工对厂试验区、生产工号和实验室等场所的每一寸土地进行全方位的化学、机械清除。此外,还对厂里5400多平方米的贫铀轻微污染进行了万无一失的深埋和压层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散播谣言,说二二一厂存在核辐射,甚至有附近藏民神秘死去,当地产下畸形羊,我国政府当时便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厂运行30多年,从事放射性工作的职工无一人得职业病。每年冬天,厂办牧场都宰杀牛羊分给职工食用,有力地证明了金银滩上的牛羊都是健康的。”王菁珩说。

事实粉碎了谣言,经过国家组织的验收和鉴定,这里的土壤、水质、牧草等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国际上最严格的安全标准。

1990年11月17日,第一批集中安置淄博的人员准备撤离。在离厂以前,他们上了最后一堂“保密课”。

“我们再三叮嘱离厂职工,保密工作仍是我们一生中永远要牢记的,不该说的不说。”王菁珩说。

他现在仍记得,那几年每一次在俱乐部门前举行欢送会,都是一番依依惜别的深情。欢送的人们有的握手告别,有的抱头痛哭,这一别,各自天涯,再见不知何日。

1993年5月,大批人员撤离二二一厂。王菁珩也在当月离开了金银滩,回到北京,在部机关任职并兼任陷入困境的261厂厂长工作。这时他才想起,自己送走了一批批二二一厂的干部职工,轮到自己走时,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和自己奋斗了三十多年的金银滩好好告别。

第二年6月15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正式签订了移交协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此后,海北州的牧民纷纷迁回了这片美丽的草原,今天的金银滩早已不再是军事禁区,成为了海北州旅游和度假的胜地。

一个高16米的纪念碑在原二二一总厂办公楼的东南角伫立起来,张爱萍将军亲笔为它题名:“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碑顶上,雕刻着四只展翅翱翔的和平鸽,它们向世界宣告了二二一厂的人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意义:一切为核工业做出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引起战争,而是为了保卫和平。(记者 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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